四

    仔细研究《西游记》上述有关道教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作品对道教肯定的部分，大都是具体的修炼方法，而且基本上限于道教内丹派全真道的修炼方法。作品对道教的否定部分，却是道教神学的主体部分，包括其基本教义以及那些祸国殃民的道士。或者这样说，作者在思想感情上似乎有一种对道教的排斥力，但在建构自己的宗教学体系时，却又不得不利用道教的某些基本理论。为什么《西游记》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我们认为，这既有作品题材的因素，也有作者本人的因素以及时代的因素。

    从作者所处时代道教发展的实际来看，道教特别是道教符箓派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满意。我们知道，元代是道教内丹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全真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正一教为代表的符箓派处于衰落地位。自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此种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洪武七年朱元璋在《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中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 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27]究其原因，大概一是因为朱元璋起于下层社会，故对民间所信仰的修斋醮以禳灾祛病，降乩仙以求神示等有特殊感情，二是因为当上皇帝之后，希望炼丹药以求长生，求祷祀以延子嗣，于是，讲究方术而比较实用的正一道便受到特殊礼遇，而讲求心性务虚的全真道反被冷落。自朱元璋之后，明代历代皇帝几乎没有不崇信道教方术的。明宪宗荒淫好色，道士李孜省、邓常恩辈便进媚药、淫术以投其所好。明世宗宠信道士，饵金丹，修房中，以图延年益寿，故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就因献房中及祈禳之术而得宠，位至一品。影响所及，三公六卿、地方官吏、缙绅文士甚至太监之流，也都沉溺其中，闹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29]太监高寀“谬听方士言，食小儿脑千余，其阳道可复生如故，乃遍买童稚潜杀之。久而事彰闻，民间无肯鬻者，则令人遍往他所盗至送入”.[29]术士孙太公，“以方药寓京师，专用房中术游缙绅间。乃调热剂饮童男，久而其阳痛绝胀闷，求死不得，旋割下和为媚药。凡杀稚儿数十百矣”.[30]《西游记》的成书，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难怪作者要将不少国君写成昏君、道士写成妖道了。影响所及，连对三清和太上老君这些道教尊神，作者也表现出大不敬来，甚至将他们的尊像丢进“五谷轮回之所”,真真让人叹息不已。

    从《西游记》的题材来看，本身就是来源于佛教的取经故事。在“西游”故事的流传过程中，虽然佛教的内容越来越趋向于淡薄，但是，取经的佛教性质一直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可能完全撇开历史的共识，去完全进行自我的虚构。因此，他将那些前代具有道教性质的诗词韵语加以改写，使其带有一定的佛教特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从《西游记》的性质来看，是一部描写神魔之争的长篇小说，作者不能不追求情节的奇幻与内容的丰富，追求作品的可读性。然而，相对佛道二教来说，佛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想，更注意以其深邃的哲理来征服善男信女。其修禅成佛的途径，无非就是积德行善，念佛坐禅等等。虽然也有一些降魔的护法神将，除怪的法术法宝，但相对于道教未免略显单调。而道教却是以老庄哲学为其思想基础，集原始宗教、民间巫觋、神仙方术、阴阳诸家、医药卫生为一体，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庞杂的文化体系。正象《四库全书提要》“道家”所说：“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31]马端临《文献通考》亦认为：“道家之术，杂而多端。”[32]这样一个庞杂的文化体系，显然能给作者驰骋才华以更广阔的天地，故在其具体描写中，道教的法术法宝、修炼方法、宗教仪式等等，便随时随地于笔端流出。

    从《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来看，当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说：“在宋、元、明士大夫中间”,“只有三教合一而以儒为主的儒者，或三教合一而以道为主的道者，或三教合一而以佛为主的和尚和居士” [33].故在吴承恩思想中，也不可能不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查《吴承恩诗文集》，不少作品都典型地表达了儒家思想，但也有一些作品牵涉到佛道二教，说明作者对佛道二教并非没有了解。在《述寿赋》中他借祝寿者之口说：“今当采石上之九华，撷云中之三秀；剥方壶之大枣，雪太华之灵藕。啖之葛氏之桃，荐以务光之韭；炊玉田之稻以为饭，屑北明之麦以酿酒。一饮再尝，千龄亿寿。”而寿主则不以为然：“吾方当植仁为仙谷，树德为琼枝，清心为玉体，和气为灵芝。……调燮五事，宣通四时。愿去薄而居厚，窃知雄而守雌。则夫忍之一字，乃吾传世之宝，延年之药，而治心之师也。”[34]前者显然属道教“服饵”之道，后者显然属内丹学的“性命”修炼。又《古意》一诗道：“余自尘世人，痴心小尘世。朝登众山顶，聊复饮其气。”[35]这里的“饮其气”,实际就是道教的“服气”之术，亦即《抱朴子内篇》卷三所谓“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36]由此可见，吴承恩不仅对道教理论比较熟悉，还亲自进行过道教方术的修炼。其《赠张乐一》诗云：“鲁郡张君登我堂，手执素卷求诗章，自云所乐在于一，平生此外无他长。世人嗜好苦不常，纷纷逐物何颠狂，猿惊象醉无束缚，心如飞鸟云中翔，多歧自古能亡羊，羡君执策由康庄；清宁天地合方寸，妙合太极生阴阳，灵台拂拭居中央，殊形异状难遮藏，吉凶倚伏视诸掌，指挥进退知存亡。”[37]这里的“所乐在于一”,正是道教的“抱元守一”;“猿惊象醉无束缚”,正所谓“心猿意马”之类。“灵台拂拭居中央，殊形异状难遮藏”二句，原出自佛教典故，即禅宗北宗神秀所作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38]后道教内丹派也接受了这种理论。张伯端《悟真篇后序》即说：“人能察心观性，则圆明之体自现，无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顿超彼岸。此非心镜朗然，神珠廓明，则何以使诸相顿离，纤尘不染，心源自在，决定无生者哉！” [39]石泰《还源篇》第七十四章亦说：“心田无草秽，性地绝尘飞，夜静月明处，一声春鸟啼。”大致也是说要心田清静，勿使“殊形异状”沾惹之意。再证以吴承恩有《赠沙星士》、《赠贾山人》等诗，可见他和“小院朝扃烧药坐” [40]的炼丹之士，和“逢人自诧有仙方”[41]的方术之士，亦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在后一首诗中，又有“好我只缘无俗调”句。吴承恩的道教文化修养已足以让这些道教方士折服而“好我”,可见其道教文化造诣的确已达到了一定高度。这样，当他创作自己的巨着之时，才得以将这些内容得心应手地写入《西游记》中，使《西游记》表现出一定的道教文化特色。

    但是，吴承恩毕竟是一位正直的读书人，又终生郁郁不得志，这就使他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考吴承恩生平，曾经因谒选而两次入京，又曾长期就学于南京国子监，他的好朋友李春芳又是一名“青词宰相”,因而对明世宗崇道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他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以他“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42]的个性来看，他对这些祸国殃民的道士，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因此，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他才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祸国殃民的“五鬼”、“四凶”.这里的“五鬼”“四凶”,大概就包括那些蛊惑人心的道门方士。这大概就是《西游记》反道教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以上意见当否，敬请学界同道们批评指正。

    注释：

    [1]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据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复印本366页。

    [2]、[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0页。

    [3] 陈元之：《刊西游记序》，见《明清小说研究》第三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60页。

    [4]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 陈士斌：《西游真诠》第五十回批语。

    [6]、[7]、[10]刘一明：《西游原旨》卷首，《西游记读法》。

    [8] 刘一明：《西游原旨》卷首，《西游原旨序》。

    [9] 尤侗：《西游真诠序》，见《西游真诠》卷首。

    [11]、[14]张含章：《新说西游记总批》，见《新说西游记》卷首。

    [12] 张含章：《新说西游记自序》，见《新说西游记》卷首。

    [13] 张含章：《西游记总论》，见《新说西游记》卷首。

    [16] 参阅李安纲《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西游记奥义书》全套五本及有关论文。

    [17] 孙国中：《西游记全书气功破译·前言》，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卷首。

    [18]、[19]刘一明：《西游原旨》第一回回批、第九十回回批。

    [20] 陈士斌：《西游真诠》第九十回回批。

    [21] 参看李安纲《<西游记>非吴承恩所着及主题是修心证道》，《编辑之友》1995年第4期。

    [22][23][24][36]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7页、14页、15页、52页。

    [25] [33] 徐朔方：《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文学遗产》1993年第6期。

    [26] 李养正：《道教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27] 《道藏》洞玄部威仪类。

    [28]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

    [29][30]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

    [31] 《四库全书总目》卷146,“子部”“道家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1241页。

    [3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5.

    [34][35][37] [40][41][42] 刘修业辑录：《吴承恩诗文集》，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6页、11页、25页、27页、25页。

    [38] 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一，“东土祖师·五祖弘忍大满禅师”.

    [39] 王沐：《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5页。

    原载：《运城学院学报》 2002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