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史学、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有些地方考得极细，有些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新的。比如，要理解《长恨歌》，陈先生说应掌握两方面的关系，一是当时文体的关系，如传奇、 古文和诗的关系；二是当时文人的关系，用现代话来说，即作家群、作家间的交往。我觉得从陈先生的话里引发开来，还有很多工作可做。陈先生还说，假如要编文学史，如果能取当时文人作品，考订其时间的先后、空间的离合，把这些材料总汇于一书，像历史学家做长编一样，那一定会有启发的。这话讲得很科学。我们如果先搞文学史长编再写文学史，就会更好些。又如，元稹的《莺莺传》极写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而且不以为非，反以为荣。白居易的《琵琶行》讲自己在江州送客，见一商人之妻，原是有名的歌妓。后来宋代有人说白居易有伤风化。陈先生认为那是唐代文人对地位低贱的妇女一种轻视的表现。中唐以后科举发达，考进士的人实际上成为集团，他们较注重文采，对男女之事比较随便。陈先生指出了当时的这种社会风气如何影响士大夫的观念，然后又怎样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去。我觉得这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鲁迅先生的《中国 小说史略》，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小说旧闻钞》是亲自抄下来的。史学家陈垣抗战时在沦陷区北平写了《通鉴胡注表微》，此书表面上是研究《通鉴》胡注体例的，我一开始认为这书一定很琐碎、枯燥。后来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建议我看一看，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部研究宋元之际知识分子的书，尤其是江南一带的知识分子。陈垣先生用史学体裁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出处进退，这很了不起，是个创见。如果我们能在前辈学者的着作中吸取合理的营养，一定会丰富我们对方法的认识。

    此外，我这次在杭州会议上曾讲过，古典文学研究存在种种问题。比如，研究力量的布局有不合理的地方。如果看古典文学论文索引，我们会发现有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论文非常多，但又不少重复，而有些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则寥寥无几。去年十月，我和几个同志到日本同日本学者交流。日本的有些论着，看上去面很窄，一些小的题目，中国学者也许不屑一做，而他们的书倒是能写得很厚。这些书放在书架、书店里，一个点一个点地铺开，面很广。我们有时则正好相反。有的书对一些问题正面反面都讲到了，很全面，把书放在书架上，按类排列，就有好多重复。若从学科角度看，还有缺门。当然日本也有缺门。又如佛教文学，陈允吉同志的研究很有成绩，我们好像还是新兴学科，而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我看了真有点吃惊。我们在研究布局上的无政府状态，使很多力量在同一水平上重复。因此，从总的结构来看，我们应多做些基础工作。如我在《文史知识》的文章中讲的，就唐代文学而言，一是文学编年史，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长编，逐年把封建王朝的文化措施、当时文人的生活、互相的交游、作品的写作年代等等进行收集整理。不光有多卷本文学史，而且有文学编年史。其次，作家的 传记。过去我们较注重作家研究，但实际上不少作家的生平事迹我们并不很清楚。中华书局打算搞一套古代作家 传记丛书。要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把资料收集起来再写。材料要经过分析，不管以后评价的标准有什么变化，我们要求这套书对作家生平事迹的叙述基本可靠，为后人提供经过审查的比较可靠的事实。今后若干年内，我们能有五十到一百个作家传记出现，那末古典文学的研究就会改观。第三是缺少大型的古代文学家辞典。还有古典书目，现在只能查《四库提要》、《四库简明目录》。假如我们集中力量新编一个古典文学书目，进行材料上的考订，那对青年研究工作者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研究资料的汇编。我在六十年代搞了杨万里、范成大和黄庭坚、江西诗派的资料汇编。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莫砺锋研究江西诗派，他写信向我表示感谢，说因为有此书使他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我很高兴，我们的工作就是互相支持的。可见资料的准备对学术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很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做好更多的基础工作，那就为今后古典文学研究的真正繁荣准备很好的条件。在这基础上再来做通论，就有扎实的基础。另外，古典文学的研究怎样吸收和利用相邻近学科的最新成果，如考古学、哲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等，我们还做得不够。对国外情况的了解我们也很薄弱。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他对古神话的考证，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一些古书的成书年代。商务印书馆有汉译世界名着，侧重于政治、哲学、经济等方面。如果我们有汉译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丛书，选译真正有水平的一、二十种，那对我们古典文学的深入、比较研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认为古典文学的研究，除了方法论的讨论外，我们还要研究如何合理布置我们的力量，分工合作。如果我们能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的专家，在一定时期内搞一些古典文学的重点工程，把这基础打好了，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