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从以上论述可见，《西游记》和明代后期思想解放的启蒙思潮的确有着不解之缘。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游记》同时也受到王学消极因素的影响。

    从王阳明的本意来看，他是完全站在“补”封建之“天”的立场上建立他的“心学”体系的。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过程中，他认识到社会动乱的根源，就在于人心有种种欲望，要破“山中贼”,首先就要破“心中贼”.他创立心学体系，就是希望人们通过心性的修炼，“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71]所以，他的心学体系的落脚点，还是落在“存天理，去人欲”上。

    纵观《西游记》，的确如不少学者指出，其回目、诗赞中，就有不少直接用到了“心”、“性”、“情”等文字；还有些文字本身就是修心炼性的术语。作品中也不时可以见到“明心见性”、“修心”等等语言。作品还引用了不少前代道教或佛教的 诗词歌诀。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更是贯彻作品的始终。特别是孙悟空的成长史--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西天取经成正果，又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过程。这既是孟子“求放心”理论的形象解释，又和王学“破心中贼”的主观意图似乎隐隐相合。

    那么，是不是就能说《西游记》是一部“’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72]呢？我们认为还不能。这是因为：

    一、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并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反抗天宫统治者的行为，只是孙悟空的个性和神权世界发生了矛盾，因而不能不闹。整个大闹天宫的过程，孙悟空都带有随意的性质，有着率性而为的特征。所以，大闹天宫和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并无一致之处。大闹天宫所要表现的，主要是孙悟空酷爱自由、反抗束缚和无视权威的性格。既然如此，把《西游记》说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就失去了其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二、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破心中贼”中的“贼”理解为人们的私欲，儒、释、道三家都有这样的提法。这倒是比较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但和作品的实际却又有一定的差距。从吴承恩本人来说，有着矛盾的创作心态。一方面，他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是“放心”的过程，是“欺天罔上”、“乱大伦”的行为；悟空被压五行山，则是“恶贯满盈”.但另一方面，他又抱着欣赏的态度，把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写得声威显赫，声情并茂，活脱脱塑造出一位反抗束缚、争取个性自由的斗士形象。特别是在西天取经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写孙悟空如何为自己率性而为大闹天宫感到羞愧和自责，而是把大闹天宫作为一段光荣的历史大肆宣扬。西天路上，他对神、佛同样表现出桀骜不驯的个性特点。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吴承恩的思想只达到了这种高度：对反抗束缚、追求个性自由是赞同的，但这种反抗和追求，又不能毫无限制，应该以触动而不打破封建之“天”为标准。正因为这样，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就必须有一个紧箍予以限制。这是吴承恩思想的局限，当然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三、西天取经既是作者所设计的一个修心过程，但如前所述，“西游”故事在其流传过程中，已经把西天取经符号化，即表现了为事业奋斗的象征性意义。积淀在“西游”故事中的这种象征性意义，是历代人民的杰出创造。吴承恩把为事业奋斗的进取精神和为民除害的抗暴精神结合起来，描写孙悟空横扫西天路上的妖魔鬼怪，正是对流传的“西游”故事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我们认为，《西游记》是在明代思想解放启蒙思潮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不少精神内涵都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但是，儒、释、道三家，本来就是既有斗争又有融合的。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更是援禅入儒，并直接影响到王阳明的心学。因此，王阳明的心学体系虽以儒学为主，实际上却包含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内容。再加上三教出现合流趋势，《西游记》又是一部以宗教的取经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因此，其中便出现不少佛教和道教的名词术语，“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不过，只要我们承认《西游记》是一部长篇小说，那就应该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理论，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从把握人物形象的本质内涵入手，来把握全书--这应该是我们研究《西游记》最基本的立场和方法。以上意见当否，望学术界同仁雅正。

    注释：

    [1] 《抱朴子·内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7页。

    [2] 朱熹：《周易本义》卷一。

    [3][50][64] 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卷七，《宪问》第十四；卷二，《里仁》第四；卷四，《述而》第七。

    [4][5][6][66] 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卷十一，《告子章句》上；卷六，《滕文公章句》下；卷十三，《尽心章句》上。

    [7] 见《中州学刊》1999年第4期。

    [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140页。

    [9][10][11][38][39][40] 刘修业辑录《吴承恩诗文集》，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3、35、25、113、182、16页。

    [12]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见高文主编《全 唐诗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542页。

    [13]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见同上第410页。

    [14] 岑参：《银碛山西馆》，见《全唐诗》卷一九九。

    [15] 王昌龄：《从军行》其四，见同注[12]第273页。

    [16] 窦蒙：《述书赋》（注）。

    [17][18] 朱一玄等：《〈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 7月版，第58、112页。

    [1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之四。

    [20][21] 《明史》卷二五三，《王应熊传》；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22][71] 王阳明：《传习录》上。

    [23][52][54][58] 李贽：《焚书》卷四，《因记往事》；卷一，《答邓明府》；卷三，《读律肤说》；卷二，《又与焦弱侯》。

    [24]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25] 李塨：《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

    [26] 颜元：《存学编》卷二，《性理评》。

    [27][28] 陈亮：《龙川文集》卷十五，《送吴允成运干序》；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29] 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十三。

    [30][33][69] 王阳明：《传习录》下。

    [31] 《国榷》卷六十六。

    [32][3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

    [34] 张元益：《龙谿墓志引》。转引自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52页。

    [36][60] 同注[32]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

    [37] 顾璘：《国宝新编·祝允明传》。

    [41] 见《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42] 钟婴：《〈西游记〉社会背景发覆》，见《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43] 田同旭：《〈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见《山西大学学报》 1994年第2期。

    [44] 杨江柱：《猪八戒与孙悟空》，见《芳草》1982年第4期。

    [45] 陈荣林、周应堂：《一个求生存的典型形象》，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46] 侯光复：《取经路上的凡夫俗子──猪八戒》，见《文史知识》 1989年第7期。

    [47] 冯文楼：《取经：一个多重互补的意义结构》，见《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

    [48] 刘毓忱、杨志杰：《试论猪八戒的形象塑造》，见《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49] 孙逊：《孙悟空、猪八戒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

    [51] 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60年9月版第40页。

    [53] 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后论》。

    [55] 袁宏道：《龚惟长先生》，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205页。

    [56] 吴圣昔：《呆子形象面面观》，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57][68] 王阳明：《传习录》中。

    [59] 李贽：《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

    [61] 冯梦龙：《山歌序》。

    [62] 冯梦龙：《太霞新奏》。

    [63] 同注[55]第188页。

    [65] 朱其铠：《论〈西游记〉的戏谑和超越》，见《新疆社会科学》 1988年第6期。

    [67] 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二，《杂说》。

    [70] 汤显祖：《序丘毛伯稿》，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40页。

    [72] 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见《思想战线》 1982年第1期。

    原载：《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