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良“时榷吴关”年代考

    马仲良即马之骏，字仲良。朱彝尊的《明 诗综》中对他有一段记载：“之骏，字仲良，新野人。万历庚戌进士，除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降广德同知，升应天府通判，调顺天，寻复官户部主事、终员外。”但马仲良主榷吴关事并没有记载。近年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已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魏先生的考证的根据是民国《吴县志》参见魏子云：《金瓶梅探原》，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

    既然“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万历四十一年，那么沈德符所说的“马仲良时榷吴关”以后的“未几时”,《金瓶梅》才在“吴中悬之国门”.由此可以论定，《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这样，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有误了。

    但是，魏先生依据的是民国时出的《吴县志》（1933年），此《志》距马仲良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相距三百二十年。时间相隔如此久远，此《志》记载是否准确？正如法国学者雷威尔先生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着述》一文中所说：“我怀疑一九三三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转引自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附录。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为此，笔者决心做进一步考证。笔者查找了明崇祯十五年（1642）和清乾隆十年（1745）的《吴县志》，结果均无查到马仲良榷吴关的记载。民国《吴县志》记载的可靠性更令人怀疑。后来笔者又根据“榷吴关”这几个字，查找了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终于找到了根据。《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全文如下：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县人，庚戌进士。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徵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原刻为“歹”,似误--笔者改），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着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

    明景泰三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十一月，立分司于浒墅镇，设主事一员，一年更代。这就是说，马仲良主榷浒墅关主事只此一年，前后均不可能延伸。事实上，《浒墅关志》亦明确记载着，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

    康熙十二年《浒墅关志》的记载，距马仲良主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相距只六十年，比民国《吴县志》的记载早了两百六十年，且有民国《吴县志》为佐证，准确性已不容怀疑。现在可以考定《金瓶梅》“庚戌初刻本”是根本不存在的。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时间推测

    上文已经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不可能是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最早不能过马仲良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但它到底问世于哪一年呢？由于史料发掘还很不够，目前且难以定论，笔者只能作一些推测。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金瓶梅》初刻本，当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推论的根据有四条：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薛冈的《天爵堂笔馀》，沈德符的《野获编》。

    从上面的考证，我们已经知道万历四十一年，《金瓶梅》还没有付刻。从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我们又进一步知道万历四十二年，《金瓶梅》仍然没有付刻。袁小修《游居柿录》：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

    袁小修的这则日记，记在万历四十二年八月。这基本上是一段回忆性文字。他记得以前与董其昌共说诸小说佳者，记得后来从中郎真州，看到《金瓶梅》半部，内容大体上是模写儿女情态。从这则日记中，小修回忆万历二十五年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情况和语气推知，他在写这则日记的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仍然没有见到《金瓶梅》的全抄本，更不用说刻本了。这就是说，到万历四十二年八月，《金瓶梅》初刻本还未问世。

    我们再看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李日华这则日记的时间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这一天，沈德符的侄子沈伯远将沈德符所藏的《金瓶梅》，也就是沈德符“固箧之”的《金瓶梅》拿来给李日华看。从语气可推知，李日华还是第一次看到《金瓶梅》，从“所藏”二字又可看出，当时《金瓶梅》还藏之而未刻。如果该书当时已“吴中悬之国门”,李氏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也不必从沈氏“所藏”而见之。由此推断，在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金瓶梅》还依然没有刻本。

    下面再看薛冈的《天爵堂笔馀》卷二：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日：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转引自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光明日报》1984年8月14日。

    这一段记载，对解决《金瓶梅》初刻的时间问题，关系重大。

    薛冈，字千仞，浙江鄞县人。他从包岩叟处得到的《金瓶梅》，有序语：“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这序正是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上东吴弄珠客的“漫书于金阊道上”的序。此序写于万历丁巳年（四十五年）季冬。由此可知，薛冈见到此刻本《金瓶梅》必然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薛冈指出，他是在见到关西文吉士的抄本不全《金瓶梅》以后的二十年，才得到刻本《金瓶梅》的。这样从万历四十五年（以后）上推二十年（约数）即万历二十五年前后，薛冈就见到了《金瓶梅》抄本部分。这就是说，薛冈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看到一本不全的抄本，过了二十年，才看到刻本，“予得尽览”.可见，在这二十年中，薛冈没有再看到其他抄本，更没有看到刻本。而他第一次看到的刻本恰恰就是有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由此可以推论：《金瓶梅》初刻本刻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因此吴晗先生所认为的，在万历丁巳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以前，还有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之说，也就没有根据了。

    万历四十五年冬，这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上限，那么下限呢？我认为是万历四十七年，根据是沈德符的《野获编》。

    沈德符的《野获编》初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续编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原书早已散佚，目前我们所见的《万历野获编》已非原貌。它在清康熙三十九年由桐乡钱枋根据搜辑的“十之六七”,重新加以“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参见钱枋《野获编分类凡例》，文载《野获编》卷首。而成书的，到道光七年才有刻本问世。因此《野获编》中的《金瓶梅》条，写于何时，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但是，它不可能写在万历三十四年，因为该条中已写到了万历四十一年马仲良榷吴关的事；但它也不可能晚于万历四十七年，因为万历四十七年是续编成书的年代。既然《野获编》中已写到《金瓶梅》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件事，这就可以推断，沈德符所看到的《金瓶梅》在“吴中悬之国门”之

    事，最晚不能过万历四十七年，这不就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下限吗？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上，提出了三条不成熟的看法：

    一、 《金瓶梅》“庚戌初刻本”是不存在的。鲁迅的《金瓶梅》“万历庚戌吴中始有刻本”说，是没有根据的。

    二、 《金瓶梅》初刻本载有东吴弄珠客写在万历丁巳季冬的序。因此，在万历丁巳年（四十五年）前，不可能有苏州或杭州的其他刻本。

    三、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