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湘夫人祠》一诗，杜甫与湘娥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屈原之间的关系，可以借用黄生论杜甫《祠南夕望》诗之言来概括。其曰：”此近体中吊屈原赋也，结亦自喻。日夕望祠，仿佛山鬼湘娥，如见灵均所赋者。因叹地虽清绝，而俯仰与怀，万古共一长嗟，此借酒杯以浇块磊。山鬼湘娥，即屈原也。屈原，即少陵也“.[56]比较分析屈原《湘夫人》与杜甫《湘夫人祠》，可以体察出在一个说神话与一个说实话的不同中，却因为湘夫人的故事传说而怀着同一情怀，吊古伤今，说湘夫人，实则自喻。

    屈原《九歌》明显杂糅着沅、湘间祭祀之礼与娱神之俗。至于《九歌》的思想意义，朱熹在王逸”托之以风谏“[57]之说的基础上，更明确强调了君臣之义，且于《九歌序》末申述道：”此卷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见其恳切之意。旧说失之，今悉更定“.[58]王逸和朱熹之意，屈原《九歌》融合着抑郁讽谏，及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明代蒋之翘继忠君爱国之说，其《七十二家评楚辞》曰：”以事神之心，寄吾忠君爱国，缱绻不忘之意“.简直就直接从朱熹之说传抄过来。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亦曰：《九歌》”本祭祀侑神乐歌，因以寓其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59]此说几乎直接承袭朱熹之言而出。可见明、清，乃至近、当代，楚辞学界后续《九歌》托以讽谏、忠君爱国之说者是后继有人。王逸和朱熹关于《九歌》君臣之义的阐释对后世楚辞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反对以君臣之义解《九歌》者亦有之如汪瑗王夫之等人，也有反对、批评而并不彻底者。近、现代，乃至当今，更有撇开王逸和朱熹旧说来解《九歌》者。总之，后世的屈原研究，无论什么样的探索，什么样的新角度、新方法，也无论什么样的创新，皆尚无足够理由来推翻王逸和朱熹的旧说。

    笔者以为，研究屈原《九歌》，不能忽略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不能忽略在年代上与屈原最接近的早期重要研究成果。屈原晚遭放逐沅、湘，远离朝廷，虽报国无门，则一心怀念故国，不在其位，则总要坚持谋其政，始终怀着美好信念和思君忧国的挚诚之心，以及九死不悔的执着与追求。其失意时所作《离骚》中对报效国家还怀着”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赤忱热望。因而很难想象，像屈原这样一个极其忠君爱国、极具高尚人格的人，在失意悲凉境遇中，抑郁苦闷时会有闲情逸致去写纯粹的祭歌和纯粹的恋情作品，也很难想象，在此情此景所作的，同样是屈原晚年作品的《九歌》中会毫无君臣之义。此即本文为何采王逸和朱熹旧说，亦申述屈原《九歌》具有君臣之义的原因。

    时代变迁，湘夫人祠沧桑、空寂。屈原与杜甫这两位异代忠君爱国而又报国无门的失意诗人遭遇不同，却因相同的命运走到了同一个地域，又为了对湘水女神及其附着的帝舜与二妃相同的崇敬与感动而在同一个祠庙赋歌作诗以祭祀凭吊。这两位中国最伟大的拥有世界文化名人桂冠的而又最具人格魅力的大诗人似乎是命中注定要走在一起，两个冤魂，抒同一情怀，身沉同一条湘江。此是天意还是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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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曾亚兰（1954-），女，《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四川 成都610072）

    原载：《云梦学刊》2007年7月第28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