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引据的史料有《寒花庵随笔》、《销夏闲记》等等。

    《寒花庵随笔》云：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或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黏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所算，急自营救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州也。巨公为唐荆川。凤州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

    《寒花庵随笔》还说，王世贞誓报杀父之仇，派人行刺唐荆川未遂，后“广召梓工，旋撰旋刻（《金瓶梅》），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指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无名氏《笔记》在王世贞着书毒杀唐荆川事上记载亦大体相同。

    吴晗先生在《清明上河图》与王家的关系、唐荆川是否系毒杀这两件事上作了确为周密、详尽的考证。他的考证大体是三个方面：

    第一、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吴晗先生查了《明史·王忬传》。《传》云：“嘉靖三十八年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谴郎中唐顺之往覆。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忬与……等俱宜按治”,“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儿辛爱数部屯会州挟朵颜为乡导，……由潘家口入渡滦河，……京师大震，御史王渐、方辂遂劾忬及……罪，帝大怒……切责忬令停俸自效。至五月辂复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下诏狱……明年冬竟死西市”.这就是说，王世贞父王忬之论死，与唐荆川确有一定的关系。但主因是滦河失事，而直接弹劾者非唐荆川，而是王渐、方辂。而严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严氏客又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杨继盛之死，世贞又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滦河变闻，遂得行其计”.此可见，王忬、王世贞父子积怨于严嵩、严世蕃父子甚久，滦河失事乃是嵩构忬论死的一个机会。这里与《寒花庵随笔》等所记《清明上河图》“伪画致祸”说毫无关系。吴晗又查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丁元荐《西山日记》等，都证明王忬之被杀确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第二、《清明上河图》的沿革亦与王家无关。吴晗查阅多种文集、笔记，说明宋张择端之作《清明上河图》，为李东阳家藏，后流传吴中，归“苏州（陈湖）陆氏”,后又归昆山顾梦圭、顾懋宏父子。其时严嵩当国，因顾氏“才高气豪，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清明上河图》“卒为袁州（严氏）所钩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吴晗先生查出了王世贞自己的说词。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中说：“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是关于杨继盛事；其二是关于沈炼事；其三是关于徐阶事。这里并没有《清明上河图》问题。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中又说，《清明上河图》确有真赝本。赝本之一藏其胞弟王世懋之所，但非严嵩“出死构”之本。由此，吴晗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考证结论：“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

    第三、关于唐荆川之死。吴晗先生查明，唐荆川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春，比王忬的被杀还早半年。因此《寒花庵随笔》所说的，王忬被杀后，王世贞派人去行刺唐荆川，王世贞着《金瓶梅》粘毒于纸而毒杀唐荆川云云，纯属无稽之谈，荒唐之极。

    应该说，吴晗先生的上述考证是系统的周密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它确实已证明了王、严两家因《清明上河图》而结仇，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而着书毒杀唐荆川等传说的荒谬。但是吴晗由此而认为，他已经推倒了沈德符的“伪画致祸”说，从而得出了他的考证结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这是不能成立的。

    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篇云：

    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即王忬）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赝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其为赝。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

    沈德符的这一段记载，看来确是后来《寒花庵随笔》中记载的，王、严两家结仇自《清明上河图》始（即“伪画致祸”），以致王忬被杀，王世贞着作《金瓶梅》以报父仇等故事的源头。现在看来，沈德符所说的《清明上河图》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已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所否定，但这不等于说沈德符的“伪画致祸”说亦属无中生有。吴晗先生以为否定了《清明上河图》，亦即否定了“伪画致祸”说，这是没有根据的。吴晗先生在否定了《清明上河图》后，没有进一步否定“伪画致祸”说。这无疑是他考证的不彻底性的重要表现。而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只要“伪画致祸”说否定不了，那么吴晗先生即使否定了《清明上河图》问题，亦仍然未能推倒“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现在严酷的事实已摆在我们面前，笔者已找到正史对“伪画致祸”问题的记载。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

    （嘉靖）三十八年夏五月，逮总督侍郎王忬下狱论死。严嵩以忬愍杨继盛死，衔之，忬子世贞又从继盛游，为之经纪其丧，吊以 诗。嵩因深憾忬。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忬有临幅类真者以献。世蕃知之，益怒。会滦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为草，授御史方辂，令劾忬。嵩即拟旨逮系。爰书具，刑部尚书郑晓拟谪戍，奏上，竟以边吏陷城律弃市。

    这段史料充分说明，王忬的被杀与严嵩的陷害有直接关系，而“伪画”问题正是王、严两家结仇的重要原因。此外，姚平仲《纲鉴絜要》亦载王忬事件，其“注”云：

    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

    这段史料与《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基本相同而略有细节上的差异。从这两条史料可以看出，“伪画”事件与严嵩陷害王忬，与王世贞着作《金瓶梅》以报父仇、讥刺严氏父子，均有直接的内在联系。难怪后期的不少史料中，在谈王世贞着作《金瓶梅》的动因时，都有个“伪画致祸”问题。

    至于“伪画”是什么，《明史纪事本末》没有说明。沈德符将它坐实为《清明上河图》，看来是错了，这已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所证明。后来的学人们“信任《野获编》作者的时代和他与王家的世交关系，以为他所说的话一定可靠，而靡然风从，群相应和”.此外，《清明上河图》又与严嵩父子发生着联系。这就是王世贞所说的，“《清明上河》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这一惊天动地的事件。后来有人还将这一事件编成传奇《一捧雪》，到处上演，足见影响之大。从沈德符开始，人们以讹传讹，将王世贞家的“伪画致祸”事件，与严嵩父子“出死构”《清明上河图》事件，直接联系了起来。这就形成了王世贞着作《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事件直接联系的一串动人的却又是荒唐的故事。

    吴晗先生否定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严两家结仇的联系，他但没有进而否定（亦不可能否定）王、严两家结仇中的“伪画致祸”问题。“伪画”不是《清明上河图》而是别的画，古人亦有这方面的记载。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指出：

    明太仓王思质家藏右丞所写《辋川真迹》，严世蕃闻而索之。思质爱惜世宝，予以抚本。世蕃之裱工汤姓者，向在思质门下，曾识此图，因于世蕃前陈其真赝。世蕃衔之而未发也。会思质总督蓟辽军务，武进唐应德顺之以兵部郎官奉命巡边。严嵩觞之内阁，微有不满思质之言，应德颔之。至思质军，欲行军中驰道。思质以己兼兵部堂衔难之。应德怫然，遂参思质军政废弛，虚縻国帑，累累数千言，先以稿呈世蕃。世蕃从中主持之，逮思质至京弃市。

    这段史料很重要。它关于“伪画致祸”的记载，除点明《辋川真迹》外，与《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的记载相一致，而关于唐荆川参与严嵩谋害王忬事件的记载，又与《明史》卷二〇四《王忬传》的记载相一致。此说明，刘廷玑的记载其真实性较高，他所点明的《辋川真迹》事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另外，无名氏的《笔记》还另有他说：

    《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

    这段记载可能离《金瓶梅》成书的时代较为久远，其史料价值并不高，但它又别出一“《督亢图》”,亦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上两段史料，吴晗先生在文章中都引用过，但他的心思只集中在《清明上河图》问题上，而未对这两段史料引起高度重视。吴晗先生花了很大力气考证《清明上河图》与王、严两家结仇无关，虽有一定贡献，他但没有进而否定《辋川真迹》问题、《督亢图》问题，更没有彻底否定“伪画致祸”说，就轻率地得出了“《金瓶梅》非王世贞作”的结论，这能成立吗？我认为，吴晗先生的考证离推倒王世贞说，还差之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