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西门庆的形象。

    《金瓶梅》作者于西门庆形象亦多有改易。首先增写了他的身世。《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交待了西门庆的身世：

    再说那人姓甚名谁？那里居住？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

    《金瓶梅》第二回，在照抄这段文字时，作了些改动。例如，将“阳谷县”改为“清河县”,将“奸诈的人”改为“好浮浪子弟”,将“排陷官吏”改为“交通官吏”,将“满县人都饶让他”改为“满县人都惧怕他”.在“使得些好拳棒”句下，又增出“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等文字。原来《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一样是个陪衬性的人物，作者只突出了他作为地痞、流氓一类人物的性格特征。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是个中心人物，作者已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恶霸、富商、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的典型性与社会意义，较《水浒传》有了较大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金瓶梅》的作者必须在照抄《水浒传》原文时，作如上的改动。

    将“排陷官吏”改为“交通官吏”,这是《金瓶梅》对西门庆形象塑造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水浒传》中的西门庆有没有“交通官吏”的问题呢？也有。第二十六回写武松为武大被西门庆所害而告官，“原来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当日西门庆得知，却使心腹人来县里，许官吏银两”,“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因此武松告状不准。《水浒传》的这些叙述极为简单。虽然我们于此也能看到西门庆有“交通官吏”的问题，但毕竟没有能构成西门庆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这并不是《水浒传》的缺陷，因为《水浒传》的创作宗旨和故事情节发展规定了西门庆这一人物，只需要具有地痞、流氓这种性格特征。而《金瓶梅》则不同。揭露当时封建集团内部的种种腐败现象，如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卖官鬻爵，卖官鬻狱，贿赂公行等等，是《金瓶梅》创作宗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正是由这一创作宗旨所规定，《金瓶梅》的作者必须赋予其主人翁西门庆以善于“交通官吏”这一重要的性格特征。这就形成了《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形象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形象的重大差异。为了使两个西门庆统一起来。使他的性格发展符合内在的逻辑性，所以《金瓶梅》作者又必须在两书的重叠部分，对西门庆形象加以必要的改造。如前所述，《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写武松告官不准的原因是：“原来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金瓶梅》第九回将这句话改成：“原来知县、县丞、主簿、吏典，上下多（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不仅如此，《金瓶梅》还增出如下文字：“西门庆慌了，却使心腹家人来保、来旺，身边袖着银两，打点官吏。都买嘱了。”为了达到重判武松的目的，西门庆又“馈送了知县一副金银酒器，五十两雪花银；上下吏典也使了许多钱。”从以上增出的文字不难看出，在两书的重叠部分，《金瓶梅》的作者已开始着意塑造一个善于“交通官吏”的西门庆形象。在第三回西门庆与王婆的对话中，《金瓶梅》又特意添加了一些文字：

    （王婆）因问：“大官人，怎的连日不过贫家吃茶？”西门庆道：“便是连日家中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闲来。”婆子道：“大姐有谁家定了？怎的不请老身去说媒？”西门庆道：“被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亲家陈宅，合成帖儿。”

    这些增出的文字，看似闲笔，并无深意。但联系后文，我们才明白，这是为后来西门庆结交杨提督、蔡京等高官所设下的伏笔。

    《金瓶梅》不仅发展了西门庆的性格特征，同时还增叙了西门庆的家世。第二回指出：

    他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是早逝，身边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房中也有四五个丫环妇女。又常与勾栏里的李娇儿打热，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居住。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人多不敢惹他。

    第三回，通过王婆与西门庆的对话，又陆续增写了西门家世情况。例如，西门庆说：“小人先妻陈氏，虽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没了，已过三年来也。继娶这个贱累，又常有疾病，不管事（指吴月娘）。家里的勾当都七颠八倒。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来？在家里时，便要呕气。”又说：“卓丢儿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来得了个细疾，百不得好。”

    《金瓶梅》的故事，是以西门庆一家的生活为着眼点而展开的。后文大量写到西门庆一妻五妾之间为争宠而展开的种种丑剧；写到作为家庭主妇的吴月娘的性格、为人及其与西门庆的矛盾，在妻妾争斗中的地位；写到西门庆一生的放荡行为。显然，作者在两书重叠部分所增写的文字，为后面这些情节的展开作了必要的铺垫，使人物性格的发展不显得突兀。

    此外，如写潘金莲一样，《金瓶梅》也为西门庆增加了一段外貌描写。第二回，西门庆出场时，通过潘金莲的观察写道：

    （潘金莲）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的十分博浪。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

    以下是形容“围儿”、“罗褶儿”、“鞋儿”,“袜儿”、“护膝儿”、“洒金川扇儿”,还总写一句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这些文字与写潘金莲的文字如同一辙，属古代小说中常见的俗套，并无多少艺术价值可言。

    四、 关于部分情节的改动。

    在两书的重叠部分，《金瓶梅》改动的情节主要有两处：西门庆误杀李外傅；何九藏骨殖。

    《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写武松从东京出差回来，见其兄武大已为西门庆、潘金莲所害，立誓报仇，在家杀了潘金莲后，又在狮子桥下酒楼斗杀了西门庆。《金瓶梅》则于此情节作了重大改动。第九回写武松立誓报仇，但其时潘金莲已被西门庆娶回家中，武松就去狮子街大酒楼杀西门庆。西门庆仓猝逃脱，武松就打死了为西门庆报信的李外傅，后被充配孟州道。《金瓶梅》作者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水浒传》写武松杀嫂、斗杀西门庆，是武松故事的第一个高潮，是完全为塑造武松的形象服务的。从此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事亦就了结。但《金瓶梅》主要是写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故事，武松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的引线。《金瓶梅》正是在情节发展上作了这样巧妙的处理后，才使自己的独立的故事，得以发展和展开，才得以形成一部完全区别于《水浒传》的巨着。

    关于何九情节的处理。《水浒传》第二十五回至二十六回，写潘金莲药鸠武大后，西门庆贿赂何九，在武大入殓时为其遮掩。何九一面惧怕西门庆，一面又惧怕武松，故遵其妻嘱，在武大火化后藏其骨殖，以后成了武松告官的重大证据。《金瓶梅》保留了西门庆贿赂何九而删去了何九偷藏骨殖的情节。以后武松告官，只说“何九朦胧入殓，烧毁尸伤”,“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何九的情节在《水浒传》中写得入情入理，很有故事性。《金瓶梅》基本上删去了这些情节，似乎减少了故事的生动性。但《金瓶梅》作者全局在胸，他不必要在这段作为全书引线的故事中保留许多枝叶，从而使故事发展十分简捷，以便很快了结此事，而进入自己独立的故事。

    在武松杀嫂情节处理上，《金瓶梅》亦有异于《水浒传》。《金瓶梅》第八十七回将武松杀嫂安排在遇赦以后。其时西门庆已死，潘金莲被吴月娘逐出，在王婆家待嫁。《金瓶梅》写武松佯装要娶潘金莲，以一百两银子买得归家，从而在祭奠武大亡灵时杀之报仇，与《水浒传》第二十六回的情节角度重叠。从《金瓶梅》的故事情节来看，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基本合理的，但于武松与潘金莲的性格发展来看，又不尽妥。

    先看武松。《金瓶梅》写武松为骗娶金莲而到王婆家。武松对王婆道：“一向多累妈妈看家，改日相谢。”王婆说他：“在外边又学得这般知礼。”武松说明要娶金莲的原因是：“如今迎儿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儿，早晚招个女婿，一家一计过日子，庶不教人笑话。”武松是个烈汉，首先他不可能如此作为。其次这些言辞与武松的性格亦不相符合。应该说《金瓶梅》的这种处理方法是有违于武松性格发展的逻辑的。

    再看潘金莲。《金瓶梅》写道：

    那妇人便帘内听见武松言语，要娶他看管迎儿；又见武松在外，出落得长大，身材胖了，比昔时又会说话儿，旧心不改，心下暗道：“这段姻缘，还落在他家手里。”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来，向武松道了万福，说道：“既是叔叔还要奴家去看管迎儿，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

    须知，这段情节出现在《金瓶梅》全书的尾末，此时的潘金莲已经过了许多争斗的风浪，其聪慧、世故、疑忌、阴险的性格特征，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她如何能不想到武松的复仇，而显得如此幼稚和天真。书中写到：

    月娘听了，暗中跌脚，常言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明，与孟玉楼说：“往后死在他小叔子手里罢了。那汉子杀人不斩眼，岂肯干休！”

    比潘金莲愚厚得多的吴月娘，且能看到这件事的利害关系，而潘金莲反无丝毫觉察。老谋深算、钻刁异常的王婆又岂能为武松的拙计所骗。应该说，《金瓶梅》这个情节处理违背了多个人物的性格发展，于情于理都是有损无益的。此外，《水浒传》所塑造的武松，是个英雄形象，性格十分丰满、鲜明。《金瓶梅》大段删节描写武松的情节，是从故事发展的全局来考虑的。但另一方面则使武松的形象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害。例如《金瓶梅》第八十七回对武松杀嫂的情节处理，它使我们看到的武松只是一个凶残的复仇者，而《水浒传》中原有的武松的种种可爱、可敬的性格特征已消失不少。这可以使我们看出，两书作者对作为梁山英雄的武松，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差异。

    五、 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思想倾向。

    在两书的重叠部分，《金瓶梅》在文字上的增减，已透露出其作者的若干思想倾向。

    1 利用一切机会，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交通官吏”、“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等腐败现象，给予批判和揭露。这样的批判和揭露，在《金瓶梅》中随处可见，这是作者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这种思想倾向已被作者有意识地渗透到两书的重叠部分之中。《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到本县知县，“撰得好些金银，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与亲眷处收贮，恐到京师转除他处时要使用。”知县对武松交待：“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欲要送一担礼物去”,于是差遣武松进京。《金瓶梅》改写了这段文字，点出知县的用意是“三年任满朝觐，打点上司”,而这个亲戚在东京城内“做官，姓朱名勔，见做殿前太尉之职”.这些细微的改动，十分醒目地告诉读者，作者完全有意识地要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贿赂丑行。作者在此有意点出朱勔，亦为后文揭露朱勔设下了伏笔。

    在审理武大命案中，《水浒传》虽然也写到知县等人贪赃枉法，但只是几笔了之轻轻带过。《金瓶梅》则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写武松斗杀西门庆后自动投官。知县“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一心要赒全他”,因此改轻了武松的案情发往东平府。《水浒传》还称此县官为“仗义的人”.《金瓶梅》第十回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删去了这些颂扬性的文字，而且写道：“知县受了西门庆贿赂，……一夜把脸翻了”,“把武松拖翻，雨点般篦板子打将下来”.而“内中县丞佐贰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个义烈汉子，有心要周旋他，争奈多受了西门庆贿赂，粘住了口，做不的主张”.这些文字可谓入木三分，将官场的腐败揭露得何等深刻。

    武松被解送东平府后，《水浒传》写到府尹陈文昭“哀怜武松是个有义的烈汉，如常差人看觑他”,重罪轻判。《金瓶梅》第十回对此作了极有深意的改动。书中称陈文昭“极是个清廉的官”,“正直清廉民父母，贤良方正号青天”.他不但轻判武松，而且严斥清河知县：“你那知县，也不待做官，何故这等任情卖法？”一面行文书着落清河县，“添捉豪恶西门庆，并嫂潘氏”等人，“一同从公根勘明白，奏请施行”.接着《金瓶梅》又增写了如下一段极为重要的文字：

    西门庆知道了，慌了手脚。陈文昭是个清廉官，不敢来打点他。只得走去央求亲家陈宅心腹，并使家人来旺，星夜往东京，下书与杨提督。提督转央内阁蔡太师；太师又恐怕伤了李知县名节，连忙赍了一封紧要密书帖儿，特来东平府，下书与陈文昭，免捉西门庆、潘氏。这陈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升东平府府尹，又系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以此人情两尽了，只把武松兔死，……其余一干人犯，释放宁家。

    这一段文字，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朝宰相蔡京，为后文进一步揭露蔡京的罪恶设下了伏笔。它说明上至宰相一类的高官，都是一些贪赃枉法的昏官，他们已结成统治人民、鱼肉百姓的罗网。西门庆正是依靠了他们，交通官吏、结党营私，从一介乡民发迹变泰，从而成为称霸一方的官僚、豪绅。《金瓶梅》特意将陈文昭写成一个号称“青天”为民“父母”的清官。而这个清官却是奸相的门生，到头来仍然是“任情卖法”的昏官，可见当时的天下已黑暗到极点，那有什么清官可言。《金瓶梅》使用的这种讽刺笔法，可说是将当时吏治的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致，这实在是《金瓶梅》的高明之处。

    2. 在《金瓶梅》增添的文字中，还表现了作者谤佛的思想倾向。在武大被害，武松未归之际，《金瓶梅》第八回增写了一段潘金莲烧夫灵的情节。《金瓶梅》把为武大超度做水陆道场的报恩寺的六个僧人，均写成色鬼：

    那众和尚见了武大这个老婆，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

    和尚们窃壁听潘金莲与西门庆调情，一个个“不觉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作者还对僧人作了一长段评论：

    看官听说，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怀不乱的少。古人有云：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便是“和尚”,三个字是个“鬼乐官”,四个字是“色中饿鬼”.苏东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此一篇议论，专说这为僧戒行。住着这高堂大厦，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钱粮，又不耕种，一日三餐，又无甚事萦心，只专在这色欲上留心。……有诗为证：

    色中饿鬼兽中狨，坏教贪淫玷祖风。

    此物只宜林下看，不堪引入画堂中。

    以上《金瓶梅》所加的这些文字，大体上是《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和尚裴如海与潘巧云调情的文字的移植。但不管怎么说，它使《金瓶梅》作者谤佛的思想倾向，表现得何等鲜明。五十年前，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认为：“《金瓶梅》中关于佛教流行的叙述极多，全书充满因果报应的气味。”从而论定《金瓶梅》是佛教得势的万历时代的作品。其实《金瓶梅》中关于道教流行的叙述更多，而对佛教基本上采取诋毁的态度，如上所引可见一斑。纵观《金瓶梅》全书，反佛的叙述极多。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倾向，所以《金瓶梅》的作者在两书的重叠部分，就增出了这一段谤佛的描写。

    3. 在《金瓶梅》增出的文字中，还宣扬了“女人祸国”的思想。《金瓶梅》第一回在武松的故事前面，作者特意加了一段入话式的文字：

    词曰：丈夫只手看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面，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金瓶梅》以刘邦宠幸戚夫人，项羽宠幸虞姬为话题，指出“固当世之英雄，不免为二妇人，以屈其志气”,然后引入正题：

    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

    第四回回首，《金瓶梅》又增加了一首诗：

    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

    纣因妲己宗祀失，吴为西施社稷亡。

    自爱青青行处乐，岂知红粉笑中殃。

    西门贪恋金莲色，内失家麋外赶獐。

    《金瓶梅》增出的这些文字，集中阐发了女人祸国、女色败家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金瓶梅》全书之中。这无疑是一种思想糟粕，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瓶梅》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