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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3)
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藏

 



    《金瓶梅》为王世贞及其门人所作的可能性

    王世贞说虽然没有被吴晗的考证所推倒,但也没有确证,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铁证。近年来,在《金瓶梅》的作者考证中,徐朔方先生提出了李开先及其崇信者说,张远芬同志提出了贾三近说。虽然他们都为其说作了较详细的考证,但均没有找到铁证。在笔者看来,与上述诸说相比较,还是王世贞及其门人说的可能性较大。参考前人与今人的考证加之笔者的研究分析,对王世贞及其门人作《金瓶梅》的可能性,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以就正于诸家。

    一、 前人已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

    过去我们已知道,谢颐在《第一奇书金瓶梅序》中,第一次将《金瓶梅》的作者坐实为王世贞。从前面所引文字可见,谢颐所云,一出于传闻,二出于他自己的分析推断,而非真实的史料的记载。其后的《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等都信从王世贞说,但他们也明确指出,其根据乃属传闻。那么在以往的史料中,到底有没有确指的记载呢?一则重要的史料被发现了。1985年6月在徐州召开的“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王汝梅同志披露,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在《稗说》卷三中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其文如下: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着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耶?谓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为秽书,岂秽书比乎?亦楚梼杌类欤。闻弇洲尚有玉丽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顽(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焉知后日之不传哉。(转引自《明史资料丛刊》第2期,第10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汝梅同志发现的这一条史料,对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来说,具有重大价值,也可以说是我国几十年来《金瓶梅》研究的重大收获。

    这段史料的重大价值在于:1、它明确告诉我们《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这是确指,它和明末到清代一些学者所记载的传闻与衍说相比,具有质的区别。2、它明确告诉我们,早在康熙十二年前,《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已有人“知之”.可见这一信息早在明代末年或清代初年就已经出现,这个时间比其他的《金瓶梅》作者说(如薛应旗说、赵南星说、李贽说等等)的出现时间要早得多。3. 从这条史料我们大体可以推知,早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中郎与沈德符都已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即指王世贞。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些说明。宋起凤指出:“闻弇州尚有玉丽一书,与《金梅瓶》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查沈德符《野获编》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之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沈德符所言《玉娇李》,与宋起凤所言《玉丽》,实为同一书《玉娇丽》,此书明季尚存。参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133页)沈德符所记载的袁中郎之说在万历三十四年,比宋起凤的记载早六十七年。两者记载时间相距甚久,但内容基本一致,足见两者均以事实为依据。宋氏明确指出《金瓶梅》与《玉娇丽》同出王世贞之手,而袁氏也说两书同出一大名士手。可见袁氏所谓的“大名士”实指王世贞,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本来之于袁氏,故其指王世贞则无疑矣。4. 宋起凤,字来仪,号弇山,直隶广平人,曾侨居沧州,后随父至京师,清顺治六年,任山西灵丘县令。十六年升广东罗定知州,晚年弃官,寓居富春江上。宋氏所处的时代,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较近。他所侨寓的山东、京师与《金瓶梅》着作的地点有直接关系。且从宋氏的记载来看,他对王世贞的生活经历、事迹,及其文学事业、文学风格的演变等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宋氏之号为弇山,王世贞亦有号为弇州山人,似可见宋氏是王世贞的崇信者。由此以观,宋氏的王世贞“中年笔”说,似非出于虚构。因此在没有新的史料足以推翻宋说之前,笔者以为此说的可靠性是较大的,我们似不应轻易将它否定。

    二、 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来看,王世贞及其门人所作的可能性亦较大。

    沈德符《野获编》指出:“(《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庭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廿公《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这些记载都说明,《金瓶梅》是指斥时事之作,“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鲁迅语)。那么是谁与严嵩父子及陆炳诸人有深仇,而需作《金瓶梅》以讥刺呢?明人已有暗指王世贞之意。宋起凤的记载则明白地揭示了这个问题。他在《稗说》中说:“弇州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宋起凤的这段记载,到底可靠否?我们可以用正史及名人的记载加以验证。

    本来王世贞之父王忬与严嵩乃为同僚,往来不疏。当时严嵩为宰相,王忬为蓟辽总督,一文一武权势相当。王世贞还经常到严世蕃所饮酒。后来才渐渐生隙。据《明史·王世贞传》载: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

    严嵩亲自出面为陆炳说情,却遭到王世贞的拒绝,这可能是结怨的开始。

    万历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五奸。帝怒,“狱具,杖百,送刑部”.王世贞鸣不平,“杨继盛下狱,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世贞)代为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此事王世贞自己亦有所述:

    “乙卯冬仲芳兄(杨继盛)且论报,世贞不自揣,托所知向严氏解救不遂,已见其嫂代死疏辞戆,少为笔削。就义之后,躬视含殓,经纪其丧。为奸人某某文饰以媚严氏”,“先人闻报,弹指唾骂,亦为所诇。”(《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

    杨继盛为劾严氏而招祸,世贞为其讼冤,为其“经纪其丧”,这如何能不使严嵩恨之入骨。王世贞指出:“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就是杨继盛事。其二、 其三如次:

    其二杨某为严氏报仇曲杀沈炼,奸罪万状,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间有指斥。渠误谓青琐之抨,先人预力,必欲报之而后已。

    其三严氏与今元老相公(指徐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莩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构牢不可解。以故练兵一事,于拟票内一则曰大不如前,一则曰一卒不练,所以阴夺先帝(指嘉靖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预报贼耗则曰王某恐惊朝廷,多费军饷。虏贼既退,则曰将士欲战,王某不肯。(同上书)

    这第三条原因,直接关系到王忬的被杀。《明史·王忬传》是这样说的:嘉靖三十六年,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遣郎中唐顺之往覆。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忬……等俱宜按治。……忬才本通敏,其骤拜都御史及屡更督抚也,皆帝特简,所建请无不从。为总督数以败闻,由是渐失宠。既有言不练主兵者帝益大恚,谓忬怠事负我。

    从表面上看,王忬在蓟河总督任上失宠于嘉靖帝,与严嵩并无干涉。但联系王世贞所说的,先人切齿于严嵩的第三条原因可见,严嵩已插手其间,成为陷害王忬的罪魁。嘉靖三十八年,王忬因滦河失事。帝大怒。“嵩构之,论死系狱”,第二年即被杀害。

    王世贞不肯趋奉严氏,并谑毒严世蕃,这也是结怨的原因。据丁元荐《西山日记》载:

    王元美先生善谑,一日与分宜胄子饮,客不任酒,胄子即举杯虐之,至淋漓巾帻。先生以巨觥代客报世蕃。世蕃辞以伤风不胜杯杓。先生杂以诙谐曰:“爹居相位,怎说出伤风?”旁观者快之。

    沈德符也说:“(王世贞)每与严世蕃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这些恐怕是初期结怨的原因吧。

    王忬被劾论死系狱后,王世贞乃解官赴京,与其弟世懋每天匍伏在严嵩门前,涕泣以求宽免。严嵩假意宽慰,背底里则加紧动作。世贞兄弟又常身穿囚服跪于道旁,向贵人们乞救。诸贵人因惧怕严嵩而不敢相救。王忬被杀害后,世贞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三年丧满仍不着冠带,葛衣布头,不赴宴会。如此杀父之深仇大恨,王世贞如何能与严氏父子善罢甘休,作《金瓶梅》以讥刺严氏,就成了他报仇的重要手段。

    根据上述史料,我认为宋起凤所说的,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乃成此书”,“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是基本可信的。另外,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在宋氏的记载中,没有出现如《寒花盦随笔》中出现的:“伪画致祸”及王世贞作《金瓶梅》以毒杀唐荆川(或严世蕃)等编造出来的荒唐故事。这更能证明宋氏所记乃为实据而非传闻。再退一步讲,即使《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等记载中,那些“伪画致祸”、及王世贞着《金瓶梅》以毒杀仇人的荒唐故事,已为吴晗先生的详实考证所否定,但是这些记载的最核心部分,即王世贞与严嵩父子有杀父之仇,则完全是事实,吴晗先生也没有加以否定。对这些记载,我们应取去伪存真的态度,而不是统统加以抛弃。事实亦正是如此,在严氏父子败北之后,王世贞及其门人即着传奇《鸣凤记》以讥刺严氏,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为什么他不可能继而再着《金瓶梅》,作进一步的讥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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