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五行》是思孟后学对《礼运》“五行”说、孟子学说和“六德”之说的发展

    此篇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似应早于帛书本；其有“经”无“说”，很可能“说”是后人所增，当然也可能是选作教材时删去了。

    竹书中当早于此篇的《六德》中，已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参见下文第12节）。此篇中的“仁义礼智圣”五行，乃是思孟后学对于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之说，孟子“仁义礼智”之说，以及“六德”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发挥。

    此篇中的“五行”，首先是从《礼运》中的“五行”引申发展出来的。《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孔颖达疏：“五行之秀气也者，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知信，是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是其气也；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是其性也。”孔疏无意之中道出了新旧“五行”之间的“天”、“人”关系，尽管他并不知道地下埋着的《五行》，而将“仁义礼智圣”说成“仁义礼知信”。自然律派生出道德律，自然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产生出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仁义礼智圣），思孟后学将子思的“五行”和孟子的“仁义礼智”糅合到一起，又加上《六德》篇中的“圣”，牵强附会地创立了自己新的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学说。这也算是一个效法自然、发扬光大思孟学说的思想成果。《孟子》中并没有这种新“五行”说，而其产生又恰恰与孟轲同时，这发明权就只能归于稷下的思孟后学了。

    《荀子·非十二子》中曰：“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极像是针对思孟学派改造“五行”的这篇有“经”而无“说”的简约文字而言的。将旧的“五行”说改造为新的“五行”说，也正是“案往旧造说”。所以，荀子这段话批评的对象，应既包括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亦包括思孟后学新造的“五行”。寻得了新旧“五行”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线索，荀子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但荀子看来并不承认新旧“五行”之间有“天”、“人”联系，故称其“僻违而无类”。似乎后来的稷下思孟后学部分地接受了荀卿祭酒云其“闭约而无解”的意见，而为此篇《五行》增加了有助于理解的“说”。

    《五行》除改造发展了《礼运》中的“五行”以外，还将《易传》中的“形而上”、“形而下”改造为“形于内”、“不形于内”，并吸收了《中庸》、《大学》的“慎独”。《礼运》、《易传》、《中庸》、《大学》以及《六德》篇和孟子学说，是其主要思想来源。

    7．《唐虞之道》是田齐取代姜齐的政治理论依据，是稷下思孟后学的作品

    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前374年，齐田午杀齐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是为桓公。稷下学宫作为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有人认为它创建于齐桓公（前374年—前357年在位）时，也有人认为它创建于齐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时，复盛于齐宣王（前319年—前301年在位）时。稷下学宫是田齐统治者设立的，通过吸引天下贤士，以“不治而议论”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着书立说，其重要使命之一，便是为田齐统治者提供政治理论依据。前284年，五国攻齐，乐毅破齐；前279年，田单复国。以此为界，稷下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郭店竹书中除去《老子》，便是子思后学与稷下前期思孟学派的部分学术成果。而帛书《黄帝四经》，则是稷下后期黄老学派的最后成果。

    田齐取代姜齐之后，亟需寻求 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于是，便借助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孟子·万章》中，也有托孔子之言的“唐虞禅”。这篇《唐虞之道》，认为“汤（唐）吴（虞）之道”，禅而不传，乃是“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子思学派在《礼运》中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思孟后学进一步发展出这套完整的“禅而不传”理论，正迎合了田齐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此篇中的“忠”、“孝”合一观点，亦与子思学派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