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乾嘉学派考证的中心问题是训诂。他们通经，从这方面讲，我们很难普遍这样做。每个时代的学术有每个时代的特点。从研究方法来说，传统的、新兴的，具体方法很多，比较来比较去，我觉得还是马列的方法使人容易明白一些（王运熙：我也有同感）。有的同志对我说，现在搞考证似乎不吃香了。我说不一定，宏观微观都可以搞，考证和一些大的观念很难割裂。比如唐代科举同唐诗、唐代文学繁荣的关系。唐代考进士是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并不是一开始就考诗赋的。最初是考策文，直到唐高宗后期武则天执政时，考试项目才有改变，一考策文，二考贴经，三考杂文。当时考杂文，铭、赞、论等各种文体都有。据徐松考证，杂文以考诗赋为格局始于开元、天宝年间，离唐朝开国已有近百年了。科举还没考诗赋，四杰、 陈子昂已出现了。可见科举同唐诗的繁荣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另有一材料，唐文宗时有一个主考高锴，在给皇帝的奏书中说，今诗赋取士的标准，依据齐梁体格。并且告诉皇帝一、二、三名是谁，他特地指出，第一名何逊不如，第三名所作可跟《文选》中《雪赋》、《月赋》相比。可见当时诗赋考试的标准是《文选》。《文选》在唐朝是个显学，杜甫说“熟精《文选》理”.以前我们只是从文学角度看，现在看来不尽然。韩愈说过，知识分子真正要做事，除了科举外别无他路。可见科举对士人又极重要。那么，唐代科举对文学究竟有何作用？首先，唐代科举取士，说明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对国家官员的文化要求提高了。这就打破了门阀为主的传统，文化、 教育被重视了。科举客观上推广、传播了文化。韩愈、 柳宗元、 刘禹锡等人被贬偏僻之处，仍有人跟他们学习。唐代文学发展快、成就大，同文化的普及、提高有关。其次，科举促进了知识分子的集中，唐以前这种情况不多。他们到长安是为了应试，有其现实目的。考后又到各地或留在长安，不是固定在一个地区不动，而是在整个社会中，人才是流动的。他们在长安时互相来往交流，对文学繁荣有促进作用。考试后，及第、下第者互相送别，也出现了一些好诗。从这几方面看，唐代科举并不直接对诗赋有影响，而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文人的生活和心理，然后才对文学产生一定的作用（王运熙：傅先生新近又完成了一部着作《唐代科举与文学》）。

    沈波：对外开放以来，国外各种思想使人有应接不暇的感觉。目前宏观研究很热闹，也很有启发，但有的也很勉强。我们年轻人底子差，微观研究的基本功更应加强。傅先生的考证功夫很深，我想向傅先生请教，搞微观研究应具备哪些能力？

    傅璇琮：这问题太具体了。复旦的很多老师在这方面很有成绩，可以向本校的老师请教。年轻人中，复旦的陈尚君同志掌握的材料很细。他的年纪、环境同大家差不多。不要被大堆的材料吓退。一些基本的书要下功夫看，然后再深入。我们应当开“中国文学史史料学”这门课。复旦已经开了。年轻同志精力旺盛，搞材料更要做有心人。自己有些课题和想法再看材料就要好些。手要勤，随时记。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三分材料说三分话，有八分材料说八分话，要老老实实，不能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