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超越「东西方对抗」论述模式的新动向

    在世界史实际写作方面，又应该如何写作一部具全球观点的世界史？要依何种观点与价值标准，来确立所叙述的历史具世界性影响？相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而言，如何建构一个具有主体特色，并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世界史新学科？

    我们也许并不知道新世界史学科的确实面貌应该如何？但是世界史「不是」世界各文明史的总和或「博物志」，这点却是可以肯定，就如同旧有的西洋史（Western history）不是集合式的（agglomerate）汇总西方各国历史，而是以对西方全体造成影响的一些历史力量或运动作为论述核心，例如基督教、回教、十字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科学与工业革命等。 [35]问题是：要依何种观点与价值标准，来确立所叙述的历史具世界性的影响？能否超越「东西方对抗」的论述模式？或是在二元对立论述之外，有其它的可能性？何种价值才有益世界文化整体的交流与建构？

    新世界史研究领域必然与旧西洋史不同，除了来自当前全球化的现实趋势之外，也在于试图超越旧西洋史的支配性思维，与对其他文明的宰制。近几年来，国际学界对于世界史的兴趣与日俱增的同时，也日益省悟到，必须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回顾人类的过去，如1963年出版了着名而畅销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世界史一书的作者迈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在1988年重新思考旧作内涵的文化偏颇，认为所撰《西方的兴起》反映了美国战后帝国主义的心态。 [36]除了上述理论问题之外，以下是几项世界史实际写作，可以再思考的面向：

    首先，须区分「世界史」与「国别史」在实质内容上的殊异，而能以全球观点对「近代世界」作宏观考察。具近代意义的世界史，应该从十六世纪开始，全球各民族、国家和区域联成一体的发展过程，而近代世界历史则是这个整体世界进程中的早期阶段，因此世界史仍应以整体世界的形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并非国别史的单纯总合。[37]

    其次，就研究主题而言，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史学写作的重心即在于「民族国家」，而非「全体人类」，有关世界史的写作，除了意识型态外，在探讨内容上，也几乎都是依据「近代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叙述架构，例如政治史讨论该「国」的历史，文化史则以「国民文化」为主要内容，而经济史也无非是「国民经济史」，[38] 回顾晚清以来国内西洋史甚至中国史的主要内容架构，也是如此。因此如何超越这种「近代国家史观」，也成为学术界在后冷战时代的重要课题。「无国界」（超越国家的区域）或「越界」（国家、种族、性别、族群）思维，这种「后国家时代」新史观，似乎为学术界开启了新的论述方向。

    将以「区域」和「国家」作为区分标准的史观相对化，并重新面对全球生态及自然环境，将视野扩展至「区域」的世界史，似乎比「近代民族国家」的世界史，更注意原先所忽视的「他者」，也更趋近日渐全球化的现实世界，例如在信息科技时代里，散布在全世界的华人网络，就被日本学者比喻为另一种形式的「托拉斯国家主义」，它是一种超越近代国家想象的「跨国网络世界」，若暂时不论日本或美国学者这种论述背后对华人新兴势力的防范，至少试图超越单一民族国家概念的思维是史学界可思考的新方向。

    其三，「关系网络」也是超越「东西方对抗模式」的另一可能方向，例如沟口雄三所主编7卷本《在亚州思考》，[39] 以问题意识及方法模式作为丛书总纲，希望建立多元世界中心，走出「东西方对抗模式」，如丛刊编者之一的滨下武志认为文化特殊性并非主要焦点，而是更关注多元及异质文化相互结合时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换言之，对他而言，「亚洲表象」（在本文的脉络里则可视为「中国表象」）并不是华、夷（中、 西）存在实体的总合，而是注重这些实体在相互融合时形成的关系网络，也就是说，并不否定各别文化的「差异」，而将重点转而注意这些「差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以何种型态相互交流、包容、渗透或相互对抗。[40]

    试图以「对话意识」化解单一实体的特殊性被绝对化的同时，也避免了静态实体研究所暗含的排他性。在现实流动系统中，任何差异性都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构点，离开它在网络中的位置（同），它的特殊性（异）将不复存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已经否定了「东/西」二元对立的模式，毋宁说它以对话的方式，提供了将亚洲和西方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的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无宁是当前对启蒙理性化（普遍理性）最重要的挑战，其影响及于文化各个层面，就其消极性而言，质疑普遍理性和历史规律，后现代主义有着拒绝从理性概念出发的特点，就其积极意义而言，由于将「他者」（the other）放入视野，使得历史研究再一次注意原先所忽视的领域，但是若是去除大写历史的目标，在于取消「前进」与「落后」的判准，而非西方世界若以此满足于主体的特殊性，这仍是消极，也可能落入西方体系的全球化的「再殖民」中。

    如同扎伊尔德认为「后现代」的讨论，基本上仍较具欧洲中心的偏见，它着重理论和感性，强调局部地（local），充满几乎是点缀式的历史失重感、拼凑和最重要的消费主义。「后现代」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还是不能摆开资本主义在跨「国」意识下所再建构的世界史研究，解构「民族国家」更可能是「资本主义」跨「国」整合企业的基本需要。而解构「民族国家」，并不意味在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中「国家」这个主要是形成于十九世纪的主权单位，将消失，在全球性广阔及多元的空间里，仍须要新的文化自我认同，来参与文化及各项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