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1977-今）：蓬蓬勃勃

    道教学被确定为国家高等教育科目，道教学被正式纳入国家科研项目，国家道教学研究机构的成立，道教学专业研究人员的出现，道教学杂志的公开发行，全国性道教学术会议的召开，现代影印本《道藏》的问世，都是本阶段的新事物。20世纪前80年可说是道教学研究的序幕，道教学于后20年才真正形成了。

    本阶段，将道教学作为主要或重要研究课题的研究机构与团体，经常刊登道教学成果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前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道教研究室、吴真人研究会、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泉州市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中国鹿邑老子学会等，后者如《中国道教》、《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上海道教》、《三秦道教》、《道教文化》、《东方宗教研究》、《大陆杂志》、《东方杂志》、《道教学探索》、《道家文化研究》、《道教文化研究》、《河北道教》、《福建道教》等。

    道教学术会议也经常举行。如第三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道教科仪及音乐国际研讨会、全真道教斋醮仪式国际讨论会、亚非学术会议、中国道协道教文化研讨会、第一届妈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道教音乐研讨会、西安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武当山中国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道家思想、仙话与民间文化研究会、龙虎山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道教学术研讨会、道家与道教学术研讨会、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20年来，道教学研究蓬蓬勃勃，借数千年深厚的学术根基，凭前辈八十年的披荆斩棘，参国外学者长期的成果积累，新老学者发愤图强，废寝忘食，突飞猛进，开垦了一块又一块处女地，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较快地获得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初步统计，本阶段出版的道教学专着、文集、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约200种左右，论文约1000篇左右，数量之大为前两个阶段无法比拟。其中有不少开创之作和精品。这些，为道教学在21世纪全面展开，深入进行，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一、道经研究、辞典编纂和综合研究

    （一）《道藏》研究

    由于《道藏》是道教学研究的主要资料，所以对《道藏》的研究就成为基础性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吉冈义丰《道教经典史论》和翁独健《道藏子目引得》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展。另外，道经的出版也取得显着成绩。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所长组织道教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开始撰写《道藏提要》。简要地介绍了每一部书的内容，尽量考订其时代和作者，写成《提要》1400多条，并附有新编目录、撰人小传及各种索引。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1年7月出版，任继愈担任主编，钟肇鹏担任副主编。

    朱越利是《道藏提要》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道藏提要》写完后，他继续拿出相当的精力研究《道藏》，先后出版了《道经总论》（张岱年主编《国学丛书》第一批书目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道教要籍概论》（《道教文化丛书》之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2月）和《道藏分类解题》（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三部专着。《道经总论》分道经之源、道经的产生、道藏编纂史、道经分类、道经目录、敦煌道经、藏外道经举例、道经评介等8章内容。书末附有“综合索引”.书中肯定了前人整理道经的重要成就，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拓展。《道教要籍概论》选择从两汉至清代道教要籍159种，从卷数、版本考证、成书年代、作者简述、内容辑要、要旨评介等方面予以论述。《道藏分类解题》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突破《道藏》原分类法，对《道藏》书目重新分类，以方便现代人使用。解题重点放在考证作者和年代。作者在每一子目下，均一一标明其书在明《道藏》及五种影印本中的类别、函目、册码和页码，并编制了一些索引和表，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翻检《道藏》。

    此外，朱越利还发表了《〈道藏〉中的中国哲学史史料举例》（《中国道教》1987年第2期）、《〈道藏〉中题属佛教的着作》（《法音（学术版）》第2辑，1988年）、《〈道藏〉的编纂、研究与整理》（《中国道教》1990年第2期）、《道教类书〈云笈七签〉》（《文史知识》1989年第5期）等研究《道藏》的论文。

    柳存仁也发表了研究《道藏》的文章，如《阅道藏记凡例》（《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第1辑，1977年）、《道藏刻本之四个日期》（《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道藏〉之性质》（《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卷第1期，1992年）、《张君房与宋代道书》（《明报月刊》第240期，1985年）等。

    从整体上研究、介绍或释读道经的着作还有陈敏编着《道教典籍》（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宗教系教材，1993年）、吴枫与宋一夫主编《中华道学通典》（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4月）、田诚阳着《道经知识宝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以及姚道中的论文《道藏全真着作的历史价值》（《食货月刊》第8卷5期，1978年）等。

    （二）道经的收集与出版

    1977年台湾艺文印书馆缩小影印《道藏》，编为32开本60册，另有总目和索引1册。同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缩小影印《道藏》，编为16开本60册，另有总目录1册。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缩小影印明版《道藏》，编为16开本36册。末附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以《涵芬楼本〈道藏〉》为底本，并据原上海白云观藏本补足，共计补缺1700余行，纠正错简17处，描补缺损500余字。

    除影印《道藏》外，收集藏外道书的工作在继续进行。成果有林洁祥主编《道教文献》（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和《仙佛灵异丛书》（广文书局，1989年）等。1992年8月-1994年12月，巴蜀书社出版了胡道静、陈耀庭 、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的《藏外道书》36册。共影印（少数非影印）《道藏》失收道书、后出道书以及藏内道书异本共1016种。其中有稀世孤本和海内珍本。全书分为古佚道书、老庄注释、经典、教义教理、摄养、戒律善书、仪范、传记神仙、宫观地志和文艺等十类。该书工程浩大，具网罗之功。

    （三）道教词典的编纂

    本阶段有几部道教词典问世，它们是李叔还《道教大辞典》（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其中包括道教部分，由戴景素、卿希泰、龙晦、王家佑、羊化荣、曾召南、魏启鹏和李永晟等撰写，朱越利和陈兵等协助审稿，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2月）、杨逢时《中国正统道教大辞典》（逸群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黄海德和李刚编《简明道教辞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闵智亭和李养正主编《道教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4年6月）、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

    （四）百科全书中道教部分的编写

    本阶段中国学者参加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5月）的修改撰写工作，朱越利、陈兵、王卡和钟肇鹏等撰写了道教部分。卿希泰、赵宗诚、曾召南、石衍丰、钱安靖、古存云、丁贻庄和陈大灿等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道教部分的撰写工作。《宗教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三书中的道教部分都是综合性的，其中不少条目属于开拓性的、填补空白性的研究成果。柳存仁《读宗教词典里的道教部分》（《明报月刊》第207期，1983年），对祖国学者的成绩给予肯定。

    （五）道教金石的收集

    陈垣编纂、陈智超与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收录约1500篇道教碑刻资料，除移录《道藏》中的资料外，还征引了大量拓片、金石志、其它道经、地方志、文集及丛书等，为大型道教碑刻资料集，较好地弥补了《道藏》的缺陷。当然，道教碑刻还会不断地发现。如朱越利《读徐州博物馆藏〈阴符经〉碑刻》（《上海道教》1993年第3、4期连载）和《释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记〉》（《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等所述碑刻就可以补充《道家金石略》。近年又出版了王忠信编《楼观台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龙显昭和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综合研究的宏篇有牟钟鉴、胡孚琛等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1991年11月）、胡孚琛、吕锡琛着《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和卿希泰、詹石窗主编《道教文化新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等。

    （六）道教综合研究与介绍

    柳存仁《一千八百年来的道教》（《明报月刊》第246-247期，1986年）、《道教是什么》（《和风堂新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道教前史二章》（《中华文史论丛》第51辑，1993年）对道教做了介绍。赵家焯《道学重温》（道教世界总庙文经司，1980年）、曾召南、石衍丰《道教基础知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朱越利《道教答问》（华文出版社，1989年）、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2月）等属于综合性的道教知识读物。柳存仁《民国以来之道教史研究》（《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1992年）介绍了道教研究的历史。

    （七）道教专经研究

    在专经的整理方面取得丰硕成果。饶宗颐着《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是在《老子想尔注校笺》的基础上增扩而成。作者对《老子想尔注》进行了校正、注释和分析。王明着《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版，1985年3月增订后被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第一次全面校释了《抱朴子内篇》。杨明照着《〈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年）第一次全面校笺了《抱朴子外篇》。胡孚琛着《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从历史、义理和方术等角度论述了《抱朴子内篇》。王明着《无能子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12月）和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8月）也都是首次。钟来因着《长生不死的探求--道经〈真诰〉之谜》（文汇出版社，1992年6月）评述了陶弘景，阐述了《真诰》派别背景、时代背景、文献渊源及其中的方术，探讨了它的文化意义。王平《太平经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年）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太平经》的着作。罗炽主编《太平经注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是以《太平经合校》为基础的《太平经》的第一部完整的注释，并有今译。

    其他还有柳存仁《〈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卷第五--P2337中金明七真一词之推测》（《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马学良着《彝文〈劝善经〉译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郑志明《太上感应篇之伦理思想（上、下）》《鹅湖》第12卷11、12期，1987年）、陈祚龙《看了两种模拟伪造的敦煌唐抄道经以后（上、下）》（大陆杂志》1988年第5、6期）、萧登福《魏晋道教杨许〈上清大洞真经39章经〉探原》（《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21卷6期，1988年）、纪流注译《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1月）、朱森溥着《〈玄珠录〉校释》（巴蜀书社，1989年3月）、任法融着《〈道德经〉释义》（三秦出版社，1988年）、曹震阳着《〈道德经〉注解》（大连出版社，1993年5月）、柳存仁《〈想尔注〉与道教》（《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龚鹏程《太平经释义》（《中国学术年刊》第12期，1991年）、杨福程《谈抱朴子遐览篇的道书数目--兼谈错误估计所造成的错误结论》（《中华文化月刊》140期，1991年）、余崇生《陶弘景与真灵位业图》（《鹅湖月刊》第201期，1992年）等。

    二、道教史研究

    （一）道教通史研究

    道教史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卿希泰主编四卷本《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1992年7月、1993年10月、1995年12月），卿希泰还与唐大潮合着《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可谓四卷本的缩编。1990年6月，任继愈主编的一卷本《中国道教史》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卷本和一卷本《中国道教史》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第一阶段的几本小部头的道教史着作，初步理清了道教产生与发展的脉络。此外，南怀谨着《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老 古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柳存仁从资料角度发表了意见，如《史籍与道籍》（《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1986年）。

    （二）道教专史研究

    对道教教派、宗派及断代、地域等各种历史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断代或宗派史研究的着作有周绍贤《道教全真大师丘长春》（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程似锦《明世宗崇奉道教之研究》（1984年东海大学硕士论文）、李远国《四川道教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郑素春《全真教与大蒙古帝室》（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汤一介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于1988年同时出版）、黄兆汉《明代道士张三丰考》（学生书局，1988年）、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郭树森主编《天师道》（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张继禹的《天师道史略》（华文出版社，1990年）、王士伟《楼观道源流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李养正《当代中国道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王光德与杨立志合着《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9月）、张金涛主编《中国龙虎山天师道》（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樊光春着《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等。

    王家佑着《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7月）中的《炳灵王与西南民族》、《夜郎与巴蜀》、《白马藏人的宗教信仰》、《张陵五斗米道与西南民族》、《青城道教仙源录》等文论述了原始道教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此外还有《陈抟生平大事考》和《唐代道教》两篇论考历史的文章。

    在众多的关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论文中，一部分仍然是继续“文革”前的争论。其中，高敏的《汉末张鲁政权史实考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提出张鲁政权应从188年算起，到215年降曹，符合史书“垂三十年”的记载。张鲁政权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与要求，直到降曹，才堕落成叛徒。另一部分则偏重于道教史的研究。如蒙文通《道教史琐谈》（《中国哲学》第4辑，1980年）认为太平道似源出儒墨，天师道盖原为西南少数民族的宗教，入晋后二者渐合为一。另外还有晨阳《原始道教的产生和性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赵克尧、许道勋《黄巾起义和宗教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丁培仁《太一信仰与张角的中黄太一道》（《宗教学研究》第5期，1984年），都是研究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历史的论文。王家佑、李远国合作《丰都“鬼域”考》（《四川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将蒙文通的观点具体化，得出张陵天师道的基础是建立在巴蜀氐羌原始巫教“鬼道”之上的结论。

    柳存仁《张天师的妻女们》（《明报月刊》第224期，1984年）和《题免得龛藏汉天师世系赞卷》（《明报月刊》250-251,253-255,1986-1987年）研究了张天师的家庭及世系。

    曾召南《天师道名称小议》（《宗教学研究》第6期，1985年2月）认为张陵一派道教长期称为五斗米道，东晋时期改称天师道，这是大批世家大族和皇族纷纷信教的结果。丁培仁《关于早期正一道的几个问题》（《宗教学研究》第2期，1986年6月）认为，张陵一系道派的正式名称应为“正一道”;其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自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及时称“善道”的黄老道，一是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巫术；其创立者为张陵，发祥地是四川大邑鹤鸣山；其形成几乎与于吉的“太平青领道”同时，早于张角的“中黄太一道”.文章指出，张修的“五斗米道”则是独立的一支。

    王吉林《古代方士与道教形成》（华冈文科学报》12期，1980年）、郭树森《天师道的创立及其沿革》（《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5、6期）、陈守时《曹操与天师道》（《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第3期）、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箓”》（《文物》1981年第1期）、唐长孺《魏晋时期北方天师道的传播》（《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刘琳《论东晋南北朝道教的改革与发展》（《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和杨宪邦《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思想》（《中国无神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都是研究早期道教史的重要文章。

    汤一介《论早期道教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较全面地探索了早期道教的发展问题。论文指出，到东晋以后道教才逐渐形成一种完备意义上的有影响的宗教派别；它在东晋南北朝期间完成了五个方面的大事：整顿和建立教会组织；建立和完善宗教教义的理论体系；编纂道教经典；制定和完善教规教义；编造神仙谱系和传授历史；陶弘景是茅山宗的真正开创者，是早期道教的集大成者，也是早期道教的终结者。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认为，曹操对道教采取了利用和限制政策，导致了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进一步结合，从而在赵魏之地形成了潜在的强劲道教势力。它一直对后来的西晋政局变化产生着一定影响。李刚《论黄老道》（《宗教学研究》第5期，1984年）突出了黄老道在道教史中的重要地位。钟国发《前期天师道史略论》（《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分析了天师道与茅山派的差异和此起彼伏。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李斌城《试论唐代的道教》（《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6期）和《茅山宗初探》（《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丁煌《唐代及五代道教教派之研究（一）》（《历史学报（成大）》第9期，1982年）和《叶法善在道教史上的地位之探讨》（《历史学报（成大）》14期，1988年）、丹化沙《金代曹道士碑之调查与初步形成》（《求是学刊》1980年第2期）、张荣铮《金代道教试论》（《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陈智超《真大道教新史料--兼评袁国藩<元代真大道教考>》（《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李丰《道教神霄派的形成与发展》（《幼狮学志》第19卷4期，1987年），都对后期道教史进行了新探索。其中分析了道教传播到东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历史。陈兵《金丹派南宋浅探》（《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分析了宗承北宋张伯端内丹说、主要流传于南宋的金丹派南宗，探讨了该派的传承、演变、特色、宗教学说和影响。文章指出，金丹派南宗虽入元后逐渐与全真、正一派合流而没，但其金丹说对以后的道教影响巨大。陈兵的又一篇论文《元代江南道教》（《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论述了元代南方各派道教的状况、演变及其共同特质。

    此外，研究全真道的主要论文有：龙晦《全真道三论》（《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陈俊民《略论全真道的思想渊源》（《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和《全真道教思想源流考略》（《中国哲学》第11辑，1984年）、郭旃《全真道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龚鹏程《从元人文集看元代全真教之发展》（《道教文化》第5卷3期，1991年）。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去把握全真教的本质和特点。陈兵《略论全真道的三教合一说》（《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提出，全真道从创建时起，就吸收了钟吕金丹派的内丹理论。这一看法与传统观点不同。

    柳存仁《许逊与兰公》（《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对净明道的历史做了考证。陈耀庭发表了论文《茅山道教现状》（《宗教学研究》第1期，1985年11月）。柳存仁发表了《三国晋时之女仙真》（《宗教与文化》，1990年）和《徐神翁与林灵素》（《选堂文史论苑》，复旦大学中文系，1994年）。丁煌发表了《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历史学报（成大）》第13期，1987年）。其它论文还有胡孚琛《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黄兆汉《张天师与明帝》（《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4卷，1983年）、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之研究》（《明史研究通讯》第1期，1986年）、黄兆汉《明代的张天师》（《道教研究论文集》，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朱越利《张宇初论道派》（张金涛   郭树森主编《道教文化管窥--天师道及其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黄兆汉《清代道教西派命名、活动及道统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2卷，1981年）、黄兆汉《从道书的形成看清代文人的宗教生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7卷，1986年）等。

    （三）道教与日本关系研究

    朱越利对中日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他发表《道教传入日本及其对神道的影响》（署名聂长振、齐未了，《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2期）一文，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在《鲁迅和桔朴的谈话》（载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日本的中国移民》，三联书店，1987年3月第1版）一文中，他介绍了60几年前鲁迅与日本记者对道教的讨论。朱越利还发表了论文《从与徐福有关的神仙故事看中日古代文化交流》（载《全国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在《吉冈义丰与道教研究及中日关系》（载《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1988年10月，有删节。又载《中国道教》1989年第3期，完整）中，作者分析了中日关系对吉冈义丰从事道教研究的影响。《唐气功师百岁道人赴日考》（《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从道经中考证唐代道教内丹术可能传入了日本和朝鲜。此外还有吕绍理《江南道教流传古代日本》（《历史月刊》40期，1991年）等。

    朱越利等还翻译了福井康顺等监修的《道教》，列为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之一种。第1卷由朱越利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2卷由朱越利、徐远和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3卷由朱越利、冯佐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朱越利还翻译了几篇日本学者的论文：《何谓道教》（福永光司原着，《世界宗教资料》1984年第1期），《“日本道教”研究八十年》（下出积与原着，《道协会刊》第13期，1984年2月），《清代人和道教》（本田济原着，《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太白山和道教》（福永光司原着，《中国道教》1989年第2期），《唐玄宗〈道德真经〉注疏中的“妙本”》（麦谷邦夫原着，《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道教生命哲学及其在日本的影响》（福永光司原着，《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

    三、道教思想与道教神学研究

    （一）道教思想与思想史研究

    研究道教思想史的着作以卿希泰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三卷本，现已出两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第一卷、1985年9月出版第二卷）为最早。

    龚鹏程《道教新论》（学生书局，1991年）、牟钟鉴与胡孚琛等主编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李刚《汉代道教哲学》（巴蜀书社，1994年）、卢国龙《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1997年10月）都是很有深度的着作。

    徐兆仁着《道教与超越》（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7月）描述道教超越思想的历史，揭示其价值，是一部有特色的着作。陈霖生编着《道德经的实用价值（哲学部分）》（1993年6月）、《只有〈道德经〉能够救中国》（聚贤馆文化有限公司，1996年10月）和邝国强编撰《儒道思想文化汇辑》也很有特色。

    主要文章有：汤一介《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问题的理论》（《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朱越利《试论〈无能子〉》（《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王明《谈谈道教哲学的范畴》（《求索》1984年第2期）、王明《道教基本理论的几个来源》（《宗教学研究》1985年第1期）、朱越利《天老考》（《宗教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家佑《读蒙文通先师论道教札记》（《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7月）、王家佑《道教简说》（《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7月）、陈兵《道教之“道”》（《哲学研究》1988年第1期）、刘仲宇《道教思维方式探微》（《哲学研究》1988年第1期）、郑志明《试论清静的“道”》（《鹅湖》第13卷11期，1988年）、丁培仁《试论道教的“长生不死”信仰》（《宗教学研究》1988年2-3期）、朱越利《从〈山海经〉看道教神学的远源》（《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郭树森《试析隋唐五代道教道论的哲理化》（《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李刚《道教哲学刍议》（《哲学研究》1989年10期）、李刚《魏晋道教哲学三题》（《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萧箑父《隋唐时期道教的理论化建设》（《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廖朝阳《迷幻与神通--关于道教思想与后现代理论的一些问题》（《中外文学》第20卷3期，1991年）、陈耀庭《论道教教义思想的结构》（《学术月刊》1992年第4期）、丁小平《论道教的现世观念》（《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2期）、郭武《论道教初创时期的神学思想》（《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郭武《论道教的长生成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李养正《论道教的基本信仰及特点》（《道教经史论稿》，华夏出版社1995年）等。

    （二）道教人物思想研究

    葛洪的思想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王利器着有《葛洪论》（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12月第1版）。主要论文有：林丽雪《葛洪事迹与着述考》（《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6卷2期，1977年）、王明《论葛洪》（载《中国古代着名哲学家评传》，1980年出版）、卿希泰《从葛洪论儒道关系看神仙道教理论的特点和本质》（《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许抗生《葛洪道教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朱越利《释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记〉》（《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王利器《葛洪着述考略》（《文史》第37辑）。研究陈抟思想的着作有刘联群和邓振中编撰《陈抟辑要》（内刊，1996年11月）。此外，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司马承祯、吴筠、李荃、张果，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代的张伯端、陈景元、白玉蟾，金元时期的王重阳、丘处机、李道纯，明代的张宇初、陆西星，清代的王常月、李西月、黄裳，近代的陈撄宁等道教人物的思想，都有学者撰文予以研究。

    （三）重玄学研究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对重玄学的研究。主要着作有卢国龙的《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重玄学的着作，其叙述了重玄学的产生与演变，分析了其历史背景，从道体论、道性论、心性论的层次揭示重玄学的思想内容与价值，对成玄英、李荣、王玄览等重玄学重镇的思想做了深入的研究。在如何界定“重玄学”的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詹石窗称之为“老学重玄宗”（《“老学重玄宗”简论》，《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3期），李刚称之为“道教老学重玄学派”（《道教老学重玄学派》，《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1期），卢国龙称之为“道教重玄学”（《中国重玄学》），简明则称之为“道家重玄学”（《“道家重玄学”刍议》，《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四）《太平经》思想研究

    《太平经》的思想仍是研究的热点。除王平的《太平经研究》外，其他学者也纷纷展开对《太平经》的研究，探讨了《太平经》中的元气论、三合相通说、以十概全的思想、承负报应思想以及伦理思想，并将《太平经》的伦理思想与基督教《圣经》的伦理思想做了比较研究，如王明《论〈太平经〉的思想》（《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和卿希泰《〈太平经〉的哲学思想》（《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五）道教伦理思想研究

    李刚《劝善成仙--道教生命伦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姜生《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姜生《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中国道教伦理研究》（巴蜀书社1996年出版）、唐大潮与曾传辉《劝善书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等着作，朱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卿希泰与李刚《试论道教劝善书》（《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李刚《〈文昌帝君阴骘文〉试析》（《宗教学研究》1987年第3期）、李刚《〈太上感应篇〉初探》（《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1期）、钟肇鹏《道教的伦理思想》（《宗教·道德·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刚《功过格解析》（《道家文化研究》第7辑）等论文，对道教伦理思想和劝善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继禹主编了《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华夏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一书。

    （六）道教与文化研究

    研究道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引起人们的兴趣。主要着作有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刘仲宇《中国道教文化透视》（学林出版社，1990年）、李养正《道教与 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刘国梁《道教与周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1月）等。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剖析了道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行为原则、价值取向、处世之道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影响及其正负效应。

    主要论文有卿希泰《试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哲学研究》1988年第1期）、王明《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载《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李养正《道教与我国传统文化》（《 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朱越利《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中国》第41卷第9期，1992年9月）。有关论文集有王明着《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萧萐父与罗炽主编的《众妙之门--道教文化之谜探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卿希泰与詹石窗主编的《道教文化新典》（中华道统出版社，1996年9月）等。

    （七）三教关系研究

    柳存仁《唐以前拜火教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讨论了道教与摩尼教的互相影响，《朱熹与〈参同契〉》（《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1993年）讨论了道教丹术与理学的关系。另外，徐西华《净明教与理学》（《思想战线》1983年第3期）认为净明教义全是理学现成的东西，透过净明教可以看到理学的宗教因素。

    萧登福出版了几部研究佛道关系的着作：《道教与密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4月）、《道教星斗符印与佛教密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4月）、《道教术仪与密教典籍》（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3月）、《道教与佛教》（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在最后一部着作中，作者全面介绍了道教对佛教的影响。

    朱越利发表了几篇研究三教关系的论文：《松潘黄龙寺的宗教融合现象》（《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4期）、《论王通对三教的主张》（《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何谓庙会--〈辞海〉“庙会”条释文辨证》（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禅宗思想对〈悟真篇〉》的影响》（释永信与吴立民主编《中国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6月）、《试析“弃儒从道”》（《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1996年8月）、《〈歧路灯〉展示的清代盛世士人对三教的态度》（《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石头希迁为何借用“参同契”作篇名》（王兴国、徐荪铭主编《石头希迁与曹洞宗》，岳麓书社，1997年11月）等。李养正发表了《论道教与儒家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和《论道教与佛教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八）道教美学研究

    研究道教美学的着作有高楠《道教与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潘显一《大美不言--道教美学思想范畴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道教美学的主要内容、特色、辩证思想、趣味及价值。

    （九）道教神仙研究

    宗力与刘群编《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收集历代关于诸神的记载，其中多与道教有关。后此类书籍出了不少。萧登福着《汉魏六朝佛道两教之天堂地狱说》（学生书局，1989年）分析了道教的天界说、创世说、神阶、神寿及各种地狱。他还着有《先秦两汉冥界及神仙思想探源》（文津出版社，1990年）和一批有关论文。研究神仙的着作还有高大鹏《造化的钥匙--神仙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周绍贤《道家与神仙》（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陈耀庭与刘仲宇合着《道·仙·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2月）、黄海德着《天上人间--道教神仙谱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等。论文有黄兆汉《玄帝考》（《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论文集》，1982年、1983年）、黄兆汉《黄大仙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6卷，1985年）、朱越利《天老考》（《宗教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家佑《梓潼神历史探微》（《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7月）、朱越利《原始道教崇奉形象与出家现象小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等。

    四、斋醮科仪符咒法术研究

    （一）斋醮科仪研究

    柳存仁《五代到南宋时的道教斋醮》（《明报月刊》第241-242期，1986年）考察了斋醮的历史和特点。阮昌锐发表了《瑶族道教仪式画》（《艺术家》第17卷2期，1983年）。

    陈耀庭自1985年起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道教科仪的研究论文：《上海道教斋醮和“进表”科仪概述》、《论“先天斛食济炼幽科”仪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思想内容》、《以生度死，以己度人--论炼度仪的形成和内容》、《照彻幽暗，破狱度人--论灯仪的形成及其社会思想内容》、《道教科仪和易理》、《论道教仪式的结构--要素及其组合》，系统地提出了在仪式研究中的结构分析和层次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上，卿希泰教授发表了《关于道教斋醮及其形成问题初探》一文，也是较早的自成系统的成果。丁常云发表了《道教的北斗崇拜与北斗科仪》等。此外还有吕锤宽《台湾的道教醮祭仪式与科仪》（《艺术评论》第1期，1989年）等。

    刘枝万出版了日文着作《中国道教の祭りと信仰》（樱枫社，1 983年）全面考察了道教的祭仪。张泽洪专攻道教科仪，在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步罡踏斗--道教祭礼仪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该书分别叙述了“斋醮源流”、“宫观仪范”、“醮坛仪范”、“斋醮仪式”和“当代斋醮巡礼”等五项内容。闵智亭编写了《道教仪范》的教材，陈耀庭编写了《道教科仪概述》的讲义。

    （二）符箓研究

    对于符箓的研究，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庄宏谊发表了《明朝诸帝与道教正一派之符箓斋醮》（《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8期，1986年）。刘仲宇的《道符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这些符宜称为巫符，为道符的前身。而王育成的《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1996年）则认为即使前道符阶段的符，也不能称为巫符，只能称为方术符。这些争论，主要在于对东汉墓中出土的符的创造者为巫师或道士有不同看法，但对此类符接近符的源头，可以解析，则没有分歧。与围绕东汉墓中的符文的讨论相先后，人们还对符的起源提出了一些其它的看法。胡孚琛的《抱朴子内篇中的神仙方术》（《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3期）认为神仙方士中流传的符图和印章，源于古老的象形文字崇拜。刘晓明的《中国符咒文化大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则认为符文是青铜纹饰的遗风。其它论文还有萧登福《道教符、箓、咒探原》（《鹅湖》第16卷12期，1991年）、张金涛、张青剑的《天师道的符、箓、斋、醮初探》（《中国道教》1994年增刊）、胡孚琛的《抱朴子内篇中的神仙法术》（《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3期）、刘仲宇的《葛玄、葛洪与〈抱朴子内篇〉》（《道教通论》，齐鲁书社1991年出版）。

    对于符的结构的解读，王育成、刘仲宇、刘国梁、李远国、刘晓明等都作过一些研究。

    台湾学者丁煌于《道教学探索》第8号（1994年）第9号（1995年）第10号（1996年）连续三期刊出《正一大黄预修还寿经箓初研》，公布了一宗大型道箓实物的部分情况。在此之前，台湾出版了《符咒全书》（瑞成书局，1982年）、程灵凡《珍藏符咒施法秘要》（武陵出版社，1983年）、《中国道坛符咒》（集安堂编印，1983年）、普化真人《七星斗罡秘法》（武陵书局，1984年）、峨嵋居士《道坛作法》（逸群书局，1984年）、真德大师《步罡踏斗指法全书》（武陵书局，1984年）等。

    关于巫术和道术关系的文章有：吴荣曾的《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第3期），王育成的《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王德刚的《汉代道教与“买地券”、“镇墓瓶”》（《文献》1991年第2期）、刘仲宇《试论道教咒语的起源和特点》（《道家文化研究》第七辑，学林出版社1995年）等。

    （三）法术研究

    首先涉及雷法的是陈兵的《金丹派南宗浅探》（《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以雷法为专题的论文有：李远国的《道教雷法初探》（《上海道教》1991年第3期）。1989年，刘仲宇发表《道教法术二十七问》（《上海道教》1989年3-4期合刊），对法术的内涵、诸派法术体系及法术常用手段符、咒、诀、步等做了探讨。陈耀庭发表《道教仪式二十七问》（《上海道教》1989年1-2期合刊），其中谈到法器、坛场制度等，也与法术有关。这些成果修订后汇入《道·仙·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2月）。《中华道教大辞典》，中的《符箓法术及占验术数类》部分，主编为刘仲宇、陈永正，撰稿人还有李远国、中孚子、古健青、史俊等。该部分超过70万字，为1980年以来道教法术研究成果的汇辑。

    五、道教音乐研究

    1980年，陈国符发表了《明清道教音乐考稿（Ⅰ）》（《中华文史论丛》18辑，1981年），继续把“道教”与“音乐”结合为一个边缘学科进行研究。在《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大型科研项目的带动下，开展了对全国各地区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中国音乐学院的部分教师，对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做了记录整理，编印成《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一集（油印本）。四川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的部分学者，也分别对川西青城山、青羊宫，沈阳太清宫、千山无量观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了采录、收集、记谱，印行了部分经韵曲谱。山东、山西、江苏等地的学者，对山东“崂山”、山西“恒山”、江苏“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等地的科仪音乐的收集整理也先后展开。以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为主的研究人员出版了《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在此先后，居于港台地区的部分华裔学者，如香港的曹本冶，台湾的吕锤宽等，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道教音乐，也开始了田野考察和学术理论研究工作。

    自80年中后期开始，随着田野资料的积累，道教音乐的理论研究日见深入和系统，获得丰收。主要着作有：史新民、周振锡、王忠人、向思义、刘红采录、记谱、编辑《玉溪道人闵智庭传谱：全真正韵谱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史新民、周振锡采录、记谱、编辑《中国龙虎山天师道音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蒲亨强《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周振锡、史新民、王忠人、向思义、刘红《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中国道教音乐史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曹本冶、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曹本冶、朱建明《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袁静芳《巨鹿县道教法事科仪音乐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刘红《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詹仁中《“崂山韵”及胶东全真道器乐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东艳《武当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等。

    六、外丹和科技史研究

    陈国符于1983年出版《道藏源流续考》（台湾明文书局），该书由《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代考》、《石药尔雅补与注》、《草木药隐名录》等四篇文章组成。在此基础上，经过修改和补充，1997年以《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之名出版。陈国符先生的这些工作十分艰苦细致，无论对一般道教研究还是对炼丹术研究来说，都是富有建设性的基础工作。此外还有袁翰青的《从道藏里几种书看我国炼丹书》（《化学通报》1979年第6期）。

    孟乃昌积多年的研究心得，于1993年夏秋之际出版了三部关于炼丹术的着作。其着《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6月）是我国第一部炼丹史专着。该书介绍了中国炼丹史轮廓、《道藏》、《道藏》外丹术的重要着作、中国炼丹家的理论观点和主要成就。其着《〈周易参同契〉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考证《周易参同契》的作者、成书过程、内外丹结合的层次等，都推翻了成说。该书还介绍了《周易参同契》中的化学知识、实验和理论，勾画了中国炼丹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内外丹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中国炼丹术的基本理论是铅汞论。他和孟庆轩合作编辑的《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9月），是目前为止《周易参同契》最为完备的汇校和集释本，几乎包容现存所有该书传注本的最精粹部分。

    潘雨廷对《周易》和外丹的研究颇负盛名，生前完成书稿多种。其与孟乃昌合着《周易参同契考证》，由中国道教协会于80年代内部出版。

    其它重要着作还有何丙郁着《道藏·丹方鉴源》（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张觉人着《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兆汉编纂《道藏丹药异名索引》（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等。

    80年代以来，炼丹术研究也引入了模拟实验方法，并取得了一批十分重要的成果。如王奎克等人证明《抱朴子内篇》中关于雄黄的药物处理方法可以得到单质砷，有的接近原始火药配方。赵匡华等人识别了药金、药银等的物质种类。孟乃昌模拟了火法、水法炼丹术。郭正谊证实古代炼丹家已经认识了物质守恒原理。此外，对炼丹术使用的很多药物和名词概念都得到比较正确的辨认和理解。

    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很大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讲外丹史。包括外丹史的此类着作还有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等。金正耀着《道教与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和祝亚平着《道家文化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全面介绍了道教在历史上对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