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实际水平的差异，第二代学者的成就差异也最为明显。仅以唐代文学研究而言，支撑这一事业的中坚——一批最优秀的学者都属于第二代学者，文史兼长，功力深厚，或寓感悟于考辨之中，或注心思于形而上者，以不同方式、不同风格的成果对唐代文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发覆之多世所公认。可是从第二代学者总体来看，优秀学者在 古典文学各领域里都是屈指可数的，而他们的成果与一般学者成果的水平差异更是大得惊人。第二代的学术总体上不仅因思想的贫乏而缺乏独创性，更因学者素质的低下而缺乏规范性。一味地闭门造车，同时又一味地趋时合辙（跟形势赶风头）。缺乏独立的学术精神，无休止的陈词滥调，使许多着作成为无聊的低层次重复。总而言之，对第二代学者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缺乏的首先是人格上的独立性，然后才是学术的规范性。他们的论文不管别人的工作，自说自话，他们在学会讨论中的发言常不切问题，冗长而不得要领。他们的学术活动更像是写作，而不是研究。这是由一代人总体上缺乏思想培养和学术训练而导致的结果。

    第二代学者尽管已有相当明晰的学科建设意识，并且正积极地在这方面做务实的工作，但由于历史造成的学术经历、学术道路的扭曲，导致他们个人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呈随机性和零散状态的局面。首先应该肯定，第二代学者的首批重要成果是在不正常的学术环境中产生的–或被打成右派，靠边站，不能介入各种社会活动，便寂寞地读书度日；或被随意差遣应付各种任务，偶然涉及某些领域；或是在评《红楼梦》、《水浒》、评法批儒之类的运动中应命承担某些课题。原本出于无奈的非正规性学术活动，由于学者本人的素质和努力最终却产生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文革”后第一批第二代学者的着作多半属于这类作品。这批学者的自强不息精神较之第一代学者的保持沉默更令人尊敬，其成果也更可贵。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限于研究条件和知识准备，这种偶然性极强的研究活动除完成于少数优秀学者之手的项目外，大都没能达到时代应有的水平，甚至没能恢复第一代学者已臻的境地。这就学者本身来说无可指责，但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顺理成章地成为该学术领域的权威，成为学科的带头人，并担负起重大科研项目的规划指导时，他们本身学养的不足与工作方法的陈旧就会影响到学术的发展。这种后果会日渐显露出来。

    第二代学者的学术品格比较朴实，注重扎实的资料工作。尽管学术道路的扭曲使他们的成果零散而带有跳跃性，不易形成系统完整的学术体系，但近十年的重新积累和资历仍使他们大部分人成为各院校、系科的领衔人物，不仅在学术团体中担任要职，在本单位行政工作中也起着实际负责的作用。地位和荣誉在给他们带来相对优越待遇的同时，也无情剥夺了他们的时间，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当有为之年却出现了学术生命的萎缩。在这官本位的社会体制中，连住医院都论行政级别，没有个一官半职，凭你是一级教授也不中的。第二代学者青壮年未过好日子，勤奋治学不免亏损身体，未老先衰，甚至英年早逝。当我们为胡念贻、徐无闻、陆树伦、吴汝煜这样的学者欷嘘时，自不难理解另外许多人的不同选择。然而中国社会，什么时候才能让学者毋须为现实的生存而作出违心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