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立新的学术观念：中国诗学的展望

    通过以上的简略回顾，本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进程已大体可见。在民族灾难深重的百年中，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学者已可无愧，但不能无憾，学术的现状更不容满足和乐观。撇开商业性写作不论，眼下中国诗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的研究仍呈现着相当程度的无序状态。近几年，一大批各种形态的诗学、诗史、诗学史着作出版，大都有很新的章节和标题，可是内里却没提出新的问题，顶多在一些老问题上修改一下明显过时的评价。如宫体诗的色情、李商隐的唯美主义之类。也就是说，仍然处理的是现有问题。这显然是缺乏扎实的时段、群体研究为基础的结果。没有具体的时段研究的突破，就发现不了诗学、诗史发展的新的线索，最终也就只能以缘情与体物、表现与再现、复古与反复古或别的什么新逻辑框架，来取代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旧框架，其学术方式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在现代诗史、诗学史研究的草创阶段，这种以逻辑代替历史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无须厚责的。可是到今天，还用这种方式炮制各种论着，就不能令人容忍了。

    我觉得，现阶段的中国诗学研究在扩展眼界、宏观把握的同时，也迫切需要进行具体事实、具体现象、具体理论的研究，尤其应该多探讨些学科内部的技术性问题。记得韩经太曾着文，提醒学界谨防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侵蚀，他的忧虑无疑有着深远的文化关怀，但在现时的适用性似乎还值得考虑。依我看，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固然不能说很充沛，但技术理性似乎更加欠缺。诗学甚或整个古典文学内部的许多专门问题根本未被触及，而一种极表面化的判断已认为文学本身的研究已达饱和，而只能向文化的大视野去开荒。其实文化只能给现有问题提供一种观照和解释的角度，决不能说明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目前我们需要的还是对许多陌生对象的说明，我担心文化沸腾过一阵后，回头看看积淀不下什么沉实的晶体。

    回顾八十年代后的中国诗学研究，我感到学科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起新的学术观念，那就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诗史与诗学史，使诗学范畴、体系的研究由共时走向历时，由平面走向立体。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应该在这样几方面加以努力：

    第一，进行细致的文献考索和整理，在现有文献的清理中发现新的材料新的问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尚君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证伪将改变诗学史的秩序，如果依我的看法视《二十四诗品》是元代的产物，那么元代诗学的倾向和理论价值就将重估，而《诗家一指》在明代的接受包括伪托于司空图名下的经过就成了诗学史的有趣内容。一部书的显晦有时能提供许多有意思的结论。

    第二，在详备的文献基础上开展面专题的研究，从文化制度、地域、家族、集团、性别、体制、传播等各个视角对诗歌史进行综合研究。诗史和诗学史的面貌和结构的真正改观将取决于面的研究。比如从乾隆二十二年科举用诗，曾导致《诗学指南》等一批诗法的出现，不研究清代科举制度就不会理解这些“诗法”的意义。实际上，中国诗学许多理论命题、概念的意义都是漂浮在诗学史的动态过程中的，脱离这动态过程的语境，就很难确切地把握那些诗学话语的真实含义。

    第三，重新清理诗学史发展的线索和内在逻辑。由于丰富的创作活动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多的着作被阅读，历来认定的一些结论就将被重新审视和估价。比如历代的汇编、汇辑诗话，除宋代《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书因保留宋人遗说而被重视外，大都无人提及。如果我们将此类书与那些个人着作的名诗话相比较，就会发现，中国诗学体系的建设、构成，尤其是基本范畴的确立，正是由这类书完成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阐明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内涵。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深地理解现在，诗学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我想就是梳理出中国古代诗学基本观念、范畴的历史发展，从而揭示其在人类文学和批评历史上的独特贡献。这一工作刘若愚先生已导夫先路，更多的工作还有待今人去做。这也是比较诗学的基础。

    来源：《学术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