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吴立民先生1994年年初在法国答记者问时指出：佛教在过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未来是解决人类精神问题的必由之路。 这段话，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在世界宗教之林中的发展前景。

    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在人类文明史中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长达几十万年的原始宗教；第二阶段是阶级社会出现以后的民族-国家宗教，原始宗教的自发性、平等性为人为性、阶级性所代替，宗教蜕变成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世界宗教在创教时期往往作为官方国教的异端而出现，其普世性和超越性是对狭隘的民族、阶级、政治利益的反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为世俗统治者所利用，带上人为宗教的色彩。然而，伴随三大世界宗教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破天荒第一次产生了一种超越种族、语言、政治诸关系的信仰关系，不分籍贯和语言，不分畛域和国籍，开始按信仰结集。合乎逻辑的历史进程应是：人类宗教的第三阶段在更高的阶段上复归到普世的、自发的宗教。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宗教有二个转折阶段：第一个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宗教问题上的拨乱反正，结束了中国无法无天的局面，从而为宗教从一片废墟中恢复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第二个转折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转入市场经济。这一转折为宗教在下个世纪的全面复兴提供了根本的社会基础。问题在于：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几乎成为中国固有文化组成部分的佛教如何在这场宗教复兴运动中抓住机遇。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白马驮经”、“一苇渡江”,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恒河、印度河系的印度佛教，汇入中国的黄河、长江河系，融汇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这场延续近二千年的宗教融合运动，在中国宗教史上，并非空前，亦非绝后。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大规模的宗教文化融汇：

    第一次是在华夏文化圈中进行。殷周鼎革时周公奠定的伦理化宗教传统，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经周、鲁文化和以齐、楚文化为代表的非周文化的冲突和融汇，至秦汉时形成“王霸杂用、儒道互补”的格局。在这“旧邦维新”的演变中， 孔子生前虽未成就“尊王攘夷”的事功，却在身后完成“素王之业”,奠定了日后两千多年中国宗教的基调。汉代以《三礼》的形成和白虎观会议，标志着儒教国教地位的确立，维护王权统治和宗法血缘关系的敬天祭祖观念，成为知识阶层理性诠释的大传统文化，而“怪力乱神”的民俗信仰则作为小传统文化而成为潜流。

    第二次是在东方文化圈中进行。因僵化的儒教经学之解体，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及其后魏晋玄学对儒教的国教地位进行了冲击，佛教恰值儒教失落之际大规模传入中国，填补了因儒教的现世指向和其他民间信仰的粗俗鄙陋所留下的精神空间，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宗教需求。佛教传入中国，就进入了中国宗教的精神历程之中。佛教运用本身在思想理论上的优势，超越了中国本土儒道二教的弱点而承担起发展深化中国宗教的历史使命，使中印两种高级文化在保持各自特征的前提下互相渗透、互相融合。

    第三次是在东西文化圈中进行。明末基督教再度入华，佛教徒自觉地站在中华民族本位文化立场上，对西方宗教进行批判。鸦片战争之后，儒教遂渐退出国教地位，近代佛教复兴处于世界性的政教分离运动大背景下。两次“庙产兴学”风潮迫使一盘散沙状态的佛教徒自觉地组织起来，并为延续和重建教团而举办新型的佛教教育。“五四”前后，佛教徒在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参与“反孔教”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表明佛教在更大范围面临三大宗教冲突融汇的问题。

    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历史上的中国佛教，处于第二次宗教融汇运动中，表现为儒佛道三教间的冲突和融合。而当代中国佛教，则处于更大范围的第三次宗教融汇运动中。原来制约着中国佛教发展的政教、儒佛、教俗三重关系， 以及由此使佛教付出的负面代价， 今天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佛教在当代的复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