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学者：方法的焦虑

    相对第一、二代学者而言，第三代学者的成份最为复杂。他们中有老三届知青，有“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有“文革“间的工农兵大学生，其中多数人是“文革”后最早培养的硕士、博士，年龄跨度较大，彼此教育背景也很不一样。一般来说，他们被认为有较好的中等教育的基础（即所谓老三届），而所受高等教育却不太正规，不太成熟。他们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大致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应该说，这代学者的素质比较平均，也比较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不同时期的艰难环境中通过竞争赢得机会的，尤其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获得这次机会的人都是同辈人中真正有实力、资质好的佼佼者，而不像第四代学者考研究生时在机遇上有很大的偶然性（1981年后许多素质好的学生因各种缘故并不读研究生）。坎坷的经历使他们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倍加珍视，深感青春虚掷、时不我待的焦灼使他们付出超常的刻苦努力。记得我读硕士时，有一篇以这一代女学者为题材的 小说《桔红色的校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当时我的师姐沙灵娜，还有我知道的葛晓音女士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正是从他们这一代学者身上，我最初体会到学术的崇高感。他们这一代学者还让我感受到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是对学术，也是对国家，对民族。我说第三代学者的素质好不仅是指良好的基础，更指重建学术精神的意识，还有对人文科学来说比知识积累更重要的人生阅历与经验的积累。这一代人历经磨炼，阅历丰富，对自我，对人生与社会都有清醒的认识，怀有强烈的参与精神。他们对前辈学术的突破，首先不是在知识层面，而是在理解的深度上。所以作家研究成为他们主要的也是比较成功的研究方式，相当一批有深度的作家论和作家评传着作出自他们之手，对作品的主题与艺术形像内涵的揭示也以他们的论着更富于启发性。

    由于教育背景的参差不齐和学术环境的优劣不等，第三代学者之间实际水平相差甚大，但奇怪的是其成就目前看上去却相差不大。学术经历尚未达一定长度当然是个因素，但形成这种局面还有更深刻的原由。那就是，这一代学者虽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但毕竟还处在研究生培养的初级阶段，导师的经验和培养方法都还不够成熟。对于废学多年的他们来说，三年的知识积累并不算太充分，而社会对科学春天的呼唤，学界青黄不接的现实却促使他们应运而起，迅速成为学术潮流中的弄潮儿，并在各研究领域形成声势。在短时期内产生成果最多的也是这个群体。由于匆匆披挂上阵，底蕴未厚，他们深知自己无力在传统学术方式上与先辈竞争，而只能在学风变革、方法创新上开辟蹊径，寻找出路，所以他们最关注的是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八十年代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急剧涌入，适时地为他们提供了思想武器，使他们如入琼林玉府，俯拾皆宝，而创新也自然地成为他们突出的也是惟一的口号。对传统学术方法的敬而远之或视为陈旧，干脆拒绝，竭力追赶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提倡新方法并付诸一定的实现，曾是这一代学者最突出的群体特征。

    作为小字辈的局外人回忆当时的情形，我觉得八十年代中期主要由第三代学者煽起的方法论热潮确乎有点拿来主义的味道。主观方面，限于自己的知识积累，他们的研究领域一般都较窄，在部门艺术中往往还有历史时代的侧重；客观方面，当时的文化输入还处在既无计划也不成系统的初级阶段，翻译、评介西方学术理论都呈随机状态，拿到什么引进什么。而第三代学者饥不择食，经常是看到什么理论或觉得什么理论有用，就将它作为普遍适用的有效原则加以提倡。当时报刊上不时可以看到“应运用××理论研究××问题”（比如用接受美学研究陶渊明诗之类）式的论纲，可是提倡的人几乎都没有贯彻自己的主张，把问题研究出来。大家只在岸边鼓噪呐喊和彷徨，一大串的“学”和“理论”也都停驻在港口里，没划到河里去。于是关于新方法的论争最终就成了空对空导弹，始终打不到实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对新方法可行性的讨论，不仅“新方法”的概念本身含混不清，而且以新旧来判断方法的价值，这首先就缺乏正确的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