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中国的「世界史」图象

    晚清自设立同文馆（1862）、京师大学堂（1898）正式在体制内逐步引进西学，历《钦定学堂章程》（1902）及《奏定学堂章程》（1903）两次大规模教改，将西学建制化，废科举（1905）则更进一步取消了传统文化所从出的「士」阶层，造成了政治、社会与经济的结构性变迁。[4]由于进入教育体制，使得西方文化价值更加确立在中国社会里，若说晚清以来各阶段教育制度的更张，是将西方知识结构和学科分类，逐步重设在中国的一连串大翻修过程，并非过份的说法。

    晚清在《奏定学堂章程》原则下，不仅开始了现代化教育行政的刍型及各层级学校系统，更藉由学堂教育的课程规划与实践，重新定义一位现代文明人或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知识内涵。 [5]可以说，晚清以来思想想界所逐渐引发有关「中学」、「旧学」或「国学」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传统「经学」的终结，而严格说来，这个「国学」是以西方论述结构试图重整中国文化价值，从实质内涵、研究方法甚至于知识的表达形式，当时各种新式学科都可以作如是观；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哲学」这门新学科的引进， [6]直到今天「中国是否可以有哲学？」仍成为议题，可见中、西两种文化价值系统差异之大，冲击之剧烈。

    当张之洞（1837～1909）等人，以「中体西用」原则增删分配课程内容时，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被归属旧学，而西政、西艺、西史则列入新学。[7] 除减缩旧学内容增加西学之外，西学则居于「瀹其知识﹐练其艺能」的辅助位置﹐因此西学课程多具「工具性」色彩，而「西洋史」在整个西学项下，与西政、西艺成为主要的西学内容，也可见「西洋史」角色的重要。[8]

    《奏定学堂章程》是以「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9]作为历史教学总目标，显然西洋史教育不仅止于教导认识西方，更在于使国人了解「外国渐通中国之原委」且能「明彻今日中外大局」﹐而达到救亡图存目标，因此「民族主义」是晚清西洋史教学目标背后所隐涵的重要动力，也可见出当时教育设计者对世局及世界的认识。 [10]

    归纳晚清至民初知识分子所引介的西洋史，及针对个别人物如梁启超（1873～1929）的研究，除可得知当时知识分子经由日本为中介大量引介西方知识之外，[11] 对于西方历史主要是叙述「近代民族强国」的形成，及涵括其中的民主政治与商业资本的发展。 [12]简言之，西洋史的叙事架构，在于说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演进，而这一过程是由探讨英、法、美、德意志、意大利、日本……等国，如何完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课题作为出发点，进而追溯希腊、罗马乃至古东方文明的过去，以架构成 古典、中古、近代具有发展意义的历史叙述， [13]并将之视为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

    上述西洋史叙述情节，通行于晚清以来的学界，直到今天台湾各级学校历史教科书，甚至各大学历史系西洋史课程的安排与讲授内容，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这似乎显示出晚清至今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对西方及其自身之外世界的认识，并无太大的改变。

    「古典」、「中古」、「近代」的历史断代分期，并不单纯只具有形式意义，实质上是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种大历史叙述（grand narrative），这个西洋史叙述结构背后，有着「后设」（meta）的意理基础，也就是相信现代欧洲文明，已去除「前近代」（pre-modern）属性，而欧洲社会是由受过「 启蒙」（理性）的中产阶级所组成；不仅如此，更深信西欧文明是现代化的绝对典范，也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十九世纪的世界史，正见证这个事实，而这个普遍意识，更是西欧列强向外拓殖时的重要动力。

    历史学之所以在十九世纪受到西方重视，在于历史研究突出了时间顺序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性，通过历史叙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被巧妙地联系成为一个演变过程，似乎有着内在统一性以架构成一套意义系统，因此历史学成为人类理性思辨的有力证明，当时如英、法、德、美等列强，需要以「历史」来凝聚其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而十九世纪以降欧美势力的扩张政策，需要信念，也需要一种理论基础，因此启蒙理性、单向线性发展、进步史观，均透过历史叙述而展现，如《剑桥中国史：晚清篇?序言》中对这一现象的形容：

    对西方史家而言，显然一种「维多利亚式的世界观」（the Victorian view of the world ）使得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英、法和美等国向外扩张，建立了不平等条约体系，他们笃信民族国家、法治、个人权益、基督教及科技，以及经由战争可攫取更大的利益。[14]

    而与这一世界观并存的是盛行于欧美学界的进步史观（ Idea of history of progress），两相结合，使「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成为国家主义的核心，而其所型塑的「西洋史」，也成为列强向外扩张的合理化基础，甚至自视为「白种人的负担」。

    相对地，「世界史」研究课题所涉及的范围，并不仅止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历史的认识，基本上，也关联了西方的中国观，因为自十九世纪中西文化再次交流以来，东西方世界的认识与现实的历史进程，均是互动发展，如上述西洋史观点，也反映在西方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上，甚至延伸为对中国历史文明的整体解释，如八○代之前汉学界长期盛行的所谓「水利社会」（the Hydraulic Society）或「东方专制」（Oriental Despotism）及「亚细亚停滞论」等着名中国论述。[15]

    透过近现代欧美世界的扩张政策，欧洲以外的民族，除了日本之外，大多都被驱迫去参与建构一个「共同世界」，在福泽谕吉（1834～1901）等人倡导下，日本自觉地选择「脱亚入欧」行列[16] ，如当时天野为之在所撰写《万国历史》一书序言中说到：

    西洋文明给世界万国带来影响，并且具有指挥世界发达的力量；但是亚洲文化，人民对世界整体性的大规模运动并无丝毫关系，只是被卷入西洋文明的风潮之中。为了使日本的国民炫耀于万国史之中，做为日本的国民，不外是应该促进对世界具有大关系的人民。 [17]

    日本最后选择了「脱亚入欧」，并藉由第一次中日之战所取得的果实，迅速变身为帝国主义国家，向外争夺资源并发动战争。而在列强势力侵袭下的中国，面对这一挑战，也起而追求西方列强所具备的「文明」内涵，而如何使当时的中国由天朝体制，转为近代主权国家，成为迫切的问题，也引发了至今仍未合理解决的文化问题，当时如梁启超在《新民说》及众多文章中力言，若民族主义能推动西方国家富强，也必然能够富强中国。[18]在救亡图存压力下，民族主义在中国日渐兴起自属必然，与日本不同的是，由于对内「反封建」试图更新传统政治社会结构，自由主义及民主制度，也是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引介西方思想的重点，严复（1854～1921）甚至认为「自由」与「国力」相关，[19] 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带动中国真正的富强，于是德、英、美、法和民国以后的苏联，就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如章太炎（1868～1917）、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严复等人所建构不同「国族」型态的原型，民国以来，国、共两党所选择的不同政治路线，也可以作如是观。「民族」、「民权」、「民生」这一组西方的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落实，显然与当时欧美及日本，有着不同的发展趋向。

    而在西化风潮之下，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以西方历史发展的抽象模式，来笼罩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例如有关中国史的断代分期，传统所惯用的经、史、子集的区分，迅速被西方式的学科分类所取代，国史也由朝代区分转由中国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近代史的西方历史分期概念所取代，而研究主题也由文化多元领域，转趋以政治国家的研究为主要课题。

    甚至中国近代史的内涵，也是以「革命史观」来叙述「非西方世界的中国」如何迈向现代化的历程，因此可以看到长达一个多世纪来，对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各种阶段论描述，如以守旧反动、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共产中国，这样朝向与旧秩序崩解，而经由西方的助力，传统中国才得以与其过去作革命性断裂，而迈向现代化新世界，也就是说西方所带来的现代化运动，是破除旧中国这种「亚细亚停滞性社会」的主要动力。 [20]

    上述看法，事实上是以一九三○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的理论为基础，最着名的当推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早期所发展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理论，他将马克思（Karl Marx）所论述的统治与被统治对偶宰制关系，修正为核心与边陲或半边陲，并且将其它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视为具有同构型，而将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单一世界体系中。[21] 正是这些看法，为美国汉学家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莱特（Mary C. Wright）李文荪（Joseph R. Levenson）或日本的小野川秀美等人，普遍运用在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上，也几乎毫无迟疑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用在着作、课堂或各类历史意识的传播上。中西方学界对历史叙事，具有如此同构型的叙述结构，是否意味着近代中国由晚清至当代的知识界，事实上与西方主流学术社群共同涂划着相同的一幅世界史图像，舞动着同一历史旋律，也在西方所定义的世界史中，才有「中国」的形相？

    西学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与清学对某种客观实证的事实要求相对应，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似乎较无障碍，甚至促使民初历史家将中国文明的过去重新建构在更客观的证据上，以做为「信史」的根据，就这点而言，是以科学方法区隔了当代知识人所认知的「虚构」与「真实」，然而就其建构意义而论，事实上是经由对传统中国的过去作断烈性破坏，而对近代的自我重新命名，在这个过程里，西方是她的参照对象，甚至是唯一选项，于是在中国人所论述的中国通史也有着线性的结构发展，分期的通史与断代史，特别是近代中国的「老弱」形象，及其追求近代化富强的论述，不管立场是改革或革命，在大量论述当时知识分子对西方认识限制以致改革失败，如前述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乃至共产中国的成立，这样的历史叙述，事实上正是向它所要认同的西方，全面臣服的心灵改造过程，当时的「世界史」图像，无非是这些「意欲」的强化。

    如何蜕变成现代化国家，成为数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的主题，而由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层断裂，这个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李泽厚语）的双重变奏曲，似乎夹杂着悲壮与对新中国未来的虚幻建构，这样的基调，显示在数代改革或革命人士的思维与行动抉择中，也流露在康有为《大同书》中喃喃自语着新中国未来愿景。

    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所共同建构的「中国论述」与「西方论述」均使用着同一概念系统，并在上述「欧洲中心思想」制约下，造成对文化自我的迷失，如前述以西方历史发展的抽象模式，来笼罩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而无法建构起文化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近代以来透过研究、传播、特别是历史教育，型塑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而且是在这个世界史图像中有着中国的形像。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实质上是西方世界史图像中的「近代中国」形象，他是西方文化的「非我」，而非近代中国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