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学者：商海沉浮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第四代学者的情况。尽管他们的学术资历尚浅，无论个人还是群体的成果积累也还有限，但这批学者及其成果在各研究领域已是不容忽视的存在。第四代学者基本上以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的前三届本科生、号称“新三届”为主体，大部分人1982年以后陆续师从第一代或第二代学者深造，受过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这里之所以要强调“新三届”，是因为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最初的这三届学生最为努力，他们许多人原是知青或工人，历史的机遇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给他们意想不到的学习机会，所以他们入学后如饥似渴地拚命汲取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校园里浓厚的学习空气，我自己入学头一个月就看了四十多本书。到八○级以后风气顿时不一样，谈恋爱与玩乐之风炽盛起来。老师们说起二十年间校园风气的嬗变，总要大为感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代学者在“文革”期间接受的中学教育极不正规，尤其欠缺良好的艺术熏陶，先天素质并不太好。但他们同样由于珍惜高考制度恢复带来的幸运而发奋读书，经过不同阶段的深造，形成了较前两代学者为正常的知识积累。尽管在艺术修养和鉴赏力方面他们显得薄弱，可他们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接受西方现代学术思潮，视野比较开阔，较少思维定势，系统论和多元论的思维方式是他们基本的学术理念，而追求操作的规范和表述的准确，则是他们自觉的学术追求。因为思维方式的改变，他们的研究逐渐扬弃正统《文学概论》的范畴体系，引入一批更明确、更具可操作性的概念，并根据问题的性质确立理论模型和研究角度、操作方式。总之，他们这一代学者对自己的学术方式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他们更注意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目标，他们的学术活动从一开始就纳入规范化的要求和有计划的程序中。作为学术界的小字辈，“新方法”的提倡自然轮不到他们，于是他们成了热烈的响应者并将其付之实践。不过比起第三代学者来，他们对新方法远没有那么热衷，对方法问题也远不是看得那么重。对困扰第三代包括第二代学者很久的方法新旧、宏观微观之类的问题，他们的态度一般较超然。因为他们明白，再新再好的方法都有它效用的限度。这样，他们对方法的着眼点就在于它的有效性而不是其它，他们的学术实践也相应地反映出对方法的有效性选择。第四代学者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多样性重新再现了第一代学者的多元化格局，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有超越意义的升华。这使许多老辈学者在抱恨之余稍感欣慰。

    第四代学者的能力比较全面，群体素质也比较平均。他们重视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和考据工作，力求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和文献基础上。他们普遍重视历史方法，有强烈的清理历史事实的意识，他们不再满足于像第三代学者那样描述现象的事实，而要深入到现象内部揭示结构的事实，不仅描绘出文学史发展的过程，还要揭示其间蕴含着的范式演变。他们有明确的知识增长和学术积累的意识，与第二、三代学者相比，他们更注重看问题的深度，而不是理论或方法的新颖。所以他们的研究方式常是立体化的，从本文考订注释、传记研究直到风格、流派研究，专门性很强。综而言之，规范化、多元化、结构化三点可以概括第四代学者的学术理念。由这种理念产生的学术成果，已形成一定的积累。我曾听王晓明说，他认为第四代学者所做的工作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为后来者超越，我也有同感。原因除了上面说的第四代学者的主观努力外，还有学科发展的机遇问题。我曾读过一篇文章，是谈现在文科学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的。作者显然属于第四代学者，他说他读大学的时候，文科的首选是中文系，只有那些没什么灵气的人才读经济、法律什么的。而现在，读文科首先是选国际贸易、金融等，实在不行才读中文、历史。的确，我们不能不承认，商业社会的人才流向不觉中已影响了学者队伍的质量，而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又造成一股强大的离心力，将年轻学者引向别处。由此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第四代学者仍会是学术队伍的殿军，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学术研究的推进主要还是有待于这一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