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大陆之外地区的研究情况要述

    中国台、港、澳地区及欧美、日本和世界各地，对中国佛教判教也有研究，较重要的有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及佛界学者印顺法师等，也就是说，以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的华人学者为代表。牟、唐、方等氏及释印顺之判教研究，与同一时期大陆学术界的研究理路，又颇不同。

    牟宗三对判教十分关注，有关着作中论及判教的篇幅不小，所最关注者，又在天台宗判教。牟氏说，判教，即是”所谓综合的消化“,”佛所说之经与菩萨所造之论传到中国来，中国和尚有其消化，这种消化工作当然不容易，必须对于重要的相干的经论有广博的学识与真切的了解方能消化。“”这种判教，态度很客观，对于大小乘经论皆予以承认，予以客观而公正的安排与判别。“”吾人籍着天台的判教，再回来看看那些有关的经论，确乎见出其中实有不同的分际与关节。因为佛本身有各方面与各程度的教说。佛不能一时说尽，而所对之机亦各有不同，理应有各方面与各程度，甚至各方式的不同教说。当然有其相出入处，但亦有其所着重处。“”然则其不同而又互相关联底关节何在呢？吾人将如何了解呢？了解了此等关节便是了解了中国吸收佛教底发展，此便是此一期的哲学史。判教是静态地说，发展底关节是动态地说“.

    牟氏又说：

    吾人以为若不通过天台之判教，我们很难把握中国吸收佛教之发展中各义理系统（所谓教相--原注）之差异而又相关联之关节。

    智者大师已说教相难判。若非精察与通识，决难语此。……若让吾人自己去读，决难达到此种程度。就吾个人言，吾只顺其判释而期能了解之，亦觉不易。我看后来许多   专家亦很少能达到此程度。开宗者如华严宗之贤首尚不能超过之，而何况近时之专家？

    但是牟氏又认为，无中国佛学印度佛学之分，从义理上说，中国佛教仍是纯粹的（印度）佛教，”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之方向对于他们并无多大的影响，“”他们亦不想会通，亦不取而判释其同异“,”焉有所谓中国化（佛教）？“

    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3一书中对判教展开了一些研究，其中以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较为出色。他对于判教提出一些观点。如认为：

    天台宗之为一中国佛学之大成，一表现于其判教，一表现于其言止观。华严宗之为中国佛学之大成，亦一表现于其判教，一表现于其言法界观。

    这样就将判教在宗派教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恰当地显示出来。并且，如上书中，唐氏论说华严宗判教，实际上又是以华严宗判教的思想方法，来论说华严宗思想，并判说华严思想为中国佛学之最圆义。

    方本美的判教研究有一些特色。他说：

    在复杂的中文佛学翻译资料里面，不仅小乘经典与大乘经典有矛盾，即使在大乘经典之中，也有些特殊的内容，对照起来，彼此不能相应。所以从东晋末年起，佛学家以各种方法处理这些复杂而又冲突矛盾的资料。……这种种的区分法（指五时判教），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有时候把问题弄得更复杂。到了隋唐时代，才有三个学派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比较合理：一是天台宗的判教方法，二是法相唯识宗的判教方法，三是华严宗的判教方法。

    方氏认为判教主要是针对佛典、佛说，在不同时机、不同对象下的不同情况，给予理性化处理。方氏的《中国大乘佛学》、《华严宗哲学》等着作要在以现代立场理解中国大乘佛教思想，在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比较中，发挥已意，以作会通，非在实证研究。《中国大乘佛学》中，他从判教入手，以揭示其为一种理性批判精神，《华严宗哲学》中他得出的结论是华严宗即宗教即哲学，是一种highest spiritual democracy（最高精神民主），所要彰显的是最高价值，是平等佛性，即至高无上的精神平等。

    以上牟、唐、方氏判教研究共同特征有四：

    一，以”判教方法“研究佛教，如牟氏言”因个人生命气质决定的主观感受“,以及因为”客观义理之必然“,而对各宗派皆有鲜明褒贬态度；

    二，都将判教看成佛教哲学最重要部分之一，并看成是体系之结构；

    三，受判教思维方式影响甚大，而主观性较强，有时较武断；故海外也有学者指出，唐、牟、方之研究佛学，重在自己已有之观念，并本此而对佛教作”判教式研究“.

    四，与大陆学者任继愈等人相比，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也受近代西方哲学影响很明显，所区别者不是运用唯物史观，而是大量引用康德、叔本华、黑格尔等西哲之观念及语句以作对应比照，同时也都未作实证性个案性深入研究。同时，也应该指出，对于判教这一领域的创见，也不大。

    释印顺（1906- ），浙江省宁海县人，太虚法师弟子。印顺在判教方面同样是判教研究和判教思想兼而有之，其独到性，还在于对其师太虚的判教思想的深刻批判，如他指出：（太虚）所论大乘八宗，上不征五天，则其源塞；下不征各地，则其流溢。局于中国内地，拘于旧传八宗，不独有武断之嫌，且亦无以应国际文化交流之世。况大乘八宗，其时或形骸仅存，或形质久绝，乃必欲以八宗等畅，宁复可能！尤以”政教分离“,决非中国政情所能许。富思考而末克多为事实之考察，自不免智者之一失！

    印顺的概括，以后来者身份，深刻地指出了太虚判教思想的局限性，目光更先进敏锐而胸怀更开阔。印顺的判教研究和判教思想，有自己深意，他说：”古德的判教，以天台、贤首二家为最完善。“”从义理上说“,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发展相当接近，强调不复古，不创新，按佛教本来面目，”从适应现实中，振兴纯正的佛法，“”佛法有四类理趣“,是”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即”第一义悉檀--显扬真义“,”对治悉檀--破斥犹豫，“”各各为人悉檀--满足希求“,”世界悉檀--吉祥悦意“;印度佛教的长期发展不外此四悉檀。太虚法师提倡”人生佛教“,印顺则”进而称之为“”人间佛教“.

    印顺强调，”佛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表示自己和太虚法师一样，”甲，非研究佛书之学者“,”乙，不为专承一宗之徒裔“,”丙，无即身成佛之贪心“,”丁，为学菩萨发心而修学者“.其与太虚共同点在于，非如学术界对于判教进行纯哲学史、方法论的认识与研究，而以不专承一宗为标榜的佛教界人士的立场，又以为人间（人生）佛教的价值而自立判教标准。其判教研究目的，也不在于理论创新，而在于以之作为自己判教思想提出的依据，以推动佛教改革，实现佛教现代转型的理想。

    除上述之外，新一代佛教学者蓝吉富、杨惠南等人在这方面也有研究，限于条件，资料不全，暂阙不具。简短的结语。

    以上所述，仅个人识见所及，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挂一漏万的遗珠之恨，绝难获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综观整个20世纪以来，判教显然是一个被认为很重要，但却又是被关注不够的领域，个中原因种种，不遑细论。判教问题至本世纪末，开始受到重视，我们有理由期待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