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道安皆以佛为内，儒为外，“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慧远语）。周武帝来佛闪“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北周书·武帝纪》）葛洪以道为本，儒为末。三教都在以“我”为主前提下，承认他教的地位。均善论则进一步将三教并扬。慧琳主张“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白黑论》）。谢灵运着《辩宗论》折中佛儒。沈约着《均圣论》说“内圣外圣，义均理一”.殊途同归论是承认三教形式方法上的差别，而肯定其宗旨与终极目标的一致。如宗炳《明佛论》说：“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张融《门论》说：“道也与佛逗极无二”,“致本相同”,“达迹成异”.（25）

    可见，在中国宗教与儒家思想的相互辩论中，最终，从宗教方面而言，除认定儒家思想在实际人伦、社会政治中的规范作用外；还认定这种规范虽不同于宗教对超越性、神圣性的信仰追求，但规范的“宗旨与终极目标”与宗教的一致；也肯定了儒家这种以教化为手段的实际作用发挥，对于各种宗教要更有效地体现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作用，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这样一种认识无疑为中国宗教自觉从儒家思想中吸取发展自己的资源及为儒家能对中国宗教有所作用，廓清了从事实到思想的障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有关二者是冲突还是融合的争论中，代表道教的并不纯粹是当时与迷信、习俗仍未完全分得清的早期道教，而相反是成为这一时期学术主流的魏晋玄学。同时，无论是传入的佛教还是早期道教，从认识上改变对儒家思想的看法，也与玄学从道家思想角度重说儒家思想有关。从学理上看，至少可以这样断定：儒家思想之能对中国宗教的发展发生影响和作用，与玄学有关。

    魏晋玄学既不是纯粹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也不是纯粹的宗教理论。只能说魏晋玄学是一种介乎政治、伦理与宗教之间的哲学。对这种学术思想有独到研究的汤用彤先生，这样裁定魏晋玄学的特质：：“玄学家主张儒经圣人，所体者虚无；道家之书，所谈象外。圣人体无，故儒经不言性命与天道；至道超象，故老庄高唱玄之又玄。儒圣所体本即道家所唱，玄儒之间，原无差别。”（26）他进一步肯定：“魏晋名士谈理，虽互有差别，但其宗旨固未尝致力于无用之言，而与人生了无关系。清谈向非空论，玄学亦有其受用。彼神明之贵尚，象外之追求，固可有流弊遗害国家，然玄理与其行事仍求能一贯，非空疏不适实用之哲理也。大凡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汉晋中学术之大变迁亦当于士大夫之行事求之。”（27）如果撇开玄学对道家思想的发展不说，而专注玄学家们如何通过道家思想改造儒学，便可窥见玄学的盛行对于儒家思想能影响中国宗教发展具有了何种开启作用。

    汉儒所阐发的儒家思想由于与枝未纠缠，而被认为有损原儒对人生、社会的超然、高远的道德理想。在中国，受着儒家文化熏陶长大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轻言放弃作为于国家、社会的使命的。魏晋名士也同样。重振儒家的道德理想，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唱孔子所体、而不轻言的道德理想的玄理。这种做法的目的，无非是使道德理想的神圣性及超越性，能在抖落现实人事、物事的过份缠绕中，充分呈现出来。由于儒家思想本就是与实际践行、人事不可分割的伦理、道德理论，所以，完全撇开枝未而纯谈玄理，不可能是玄学改造儒学所期盼的结果。实际上，玄学的言说，既必须将包含在道德理想中的玄理与体现在道德实践中的枝未相对区分，不致二者因模糊不清而丧失各自对现实及人生的意义；又必须澄清玄理与践行（体用）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儒道互补的完整人格，能在体与用的相互映照、相互贯通的理解中，得以圆融。

    这种工作，尽管因为魏晋名士对汉儒太重枝未的风气，在学理上、在实践上作了过分的矫枉过正的努力，使得与实际是非判断密不可分的伦理色彩变得过淡，而召致时人及后人的诸多诽议。但是，魏晋玄士的努力毕竟首先使儒家思想有了从抽象学理上与宗教信仰之根本精神沟通的言路，也使儒士第一次有了从相互融通的角度体现其理想及实践的方式、方法。这些都不仅有助于中国宗教在面对儒家思想时，不致因其对世间人生、社会的使命的执着，因其对实际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作为，而将其理想及使命的深远、辽阔与对眼前利益、是非计较的狭隘、浅近混为一谈；而且有助于中国宗教从这种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中，正视超越、神圣的信念应该并且可以与其实际的入世实践结合在一起。（28）

    换言之，经过魏晋玄学重建后的儒家思想，日益被认为是一种其所包含的超越性的世界观、人生观理论是极为现实可感的，与现实的人伦关系、实践操作息息相关（儒家称之为日用伦理）的伦理理论。这样一种别具特色的理论，对中国宗教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1、理论上的，它能使中国宗教中对超越性、神圣性的理解，落实在实际人性表现上，不致流为抽象、空洞的追求；2、实践上的，它使宗教使命在实际贯彻时，能针对不同种类的人开出不同的方便法门。

    儒家思想对中国宗教的这两方面作用，最显着的表现，便是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僧人开始佛教中国化的自觉努力。同时的三教争论及至三教的融合论，连同传入佛教开始自身学理化的工作（如译经、注疏、论着等），使佛教僧人在对本身教理深刻、全面认识的前提下，同样站在学理层面上注意、重视其他理论的价值（如儒家理论、道家理论，及玄学理论等。魏晋极多僧人同时注疏、解释儒家和道家的经典）。而真正从学理上使得佛教中国化（或首先是佛学中国化）的，是僧人对佛理开始进入中国化的解释。

    受玄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发展，大概历经四个阶段。它既与玄学的发展有同步的一面，又有自己甚为独特的一面。汤用彤先生有这样的分梳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