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和诗人研究在十七年间虽然留下数量可观的论着，但积累下的知识量却很不成比例。除了一些传统方式的研究，如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华文轩、陈友琴、傅璇琮辑纂的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各卷外，诗史方面已如前述，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而批评方面，则是内容的评价取代了艺术研究。结果，艺术研究固然未积累下有益的成果，而内容方面的研究，一旦时过境迁，作为评价标准的基本概念“人民性”、“阶级性”本身失去光泽，它们所标价的内容也就变成无甚价值的陈年旧货。这残酷的结局，不能不让人痛心地感到：十七年文化的反动，让我们错过了多少新的学术思潮？首先是带来文学理论革命的雅各布森（R．Jakobson）语言学诗学，然后是极大地改变人文科学学术方式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再就是代表着现代文学批评技巧水平的“新批评”，还有使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产生根本改变的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给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度和独创性以全新视角的神话-原型批评，甚至连产生于本世纪初很快就被介绍进来的精神分析也快被忘却，更不要说方兴未艾的德里达（J．Derrida）和福柯（M．Foucault）了。二十世纪文学观念中最大的几个变革取–消本文的自主性，提升语言的审美构成机制，意向性的本文阐释结构，结构的符号化描述，都被我们错过了。于是中国诗学的研究与整个古典文学一样，剥去马列文论教条的外衣，所剩只有古代文学批评的那一点家底。这就是为什么诗歌批? 评多不出前人结论的范围，难出新意，甚至连古人的陈意也不能阐释得更丰富、深入的原因所在。

    当然，这只是就整体状况而言。具体到个人，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由于这一时期成为诗学研究中坚力量的学者，都是民国年间成名的专家，大都亲炙于本世纪初的一批大师，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学有根基，兼通西学；更年轻的他们的学生，得其栽培，也打下扎实的基础，老老实实地做研究。虽然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学术活动并不很正常，学术思想也受到政治教条的束缚，但良好的学养犹在，朴实的学风未坠，学术仍保有它基本的真诚。虽不能畅所欲言，但所言大致不悖所思，仍留下一批扎实而具有知识积累意义的成果。如果站在八十年代的成果积累上反观建国至“文革”十七年间的研究，我们可以说这是诗学史拓展、丰富、深化的阶段。在文献整理方面，印行了古代诗话、诗论的重要着作三十余部（不包括《文心雕龙》系列的着述）。尤其是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专着选辑》，所收古代文论的基本文献大部分是诗论，为诗学研究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它们对学术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浏览这一时期的文献，我们不能不承认，五十年代后期对意境、风骨范畴的讨论，《二十四诗品》研究的兴起，六十年代《文心雕龙》、《诗品》研究的繁荣，关于永明声律说、《沧浪诗话》的讨论，都为中国诗学的理论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教条可以禁锢学者的言论，扭曲学术的精神，但动摇不了学术的根本理念。所以，即使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观念下写作的郭绍虞《关于〈文赋〉的评价》，其实质性的内容和结论也是基本可取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八十年代的论着中只不过被换成两个传统或两种倾向的说法而已）。何况有些问题毕竟离意识形态的内容比较远，还是可以用学术的方式来讨论的，所以当时的一些成果，如郭绍虞《宋诗话考》对宋诗话的考证，《清诗话》前言对各家学说的评述，吴调公《说诗味钟嵘的诗歌评论及其美学理想》（《江海学刊》1963年第9期）以“诗味”为钟嵘诗学核心范畴的观点，徐公恃《“诗”兴发微》（《哈尔滨师院学报》1964年第2期）对《诗经》中类型化的某些象征模式的探讨，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1964年）对梁代三个文学集团之文学倾向主要是诗学理论的分析和比较，至今看来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至于那些问题热点的讨论，更是不仅使问题本身变得明晰，同时也使一些学理问题得到澄清。比如如何使用外来术语的问题，在六十年代初曾有分歧看法。郭绍虞指出：“用外来术语来说明中国学术思想上的问题，总有一些距离，不会完全适合的。问题就在产生这些术语的历史环境并不与中国的历史环境完全相适合。但是，假使因噎废食，由于这些术语不能完全适合而放弃不用，那么对说明问题也带来了某些不方便，因为用现代人熟悉的术语来说明古代的学术思想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他又以一些具体的术语为例，说：“所谓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术语，在中国古代的用语中间是很难找到这样绝对化的词汇的。但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的某种倾向来讲，又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所以用来比附说明也还是可能和需要的。”这里对外来术语与中国问题的语境差异已有所警觉，对如何使用外来术语以防贴标签的简单化态度也提出了审慎的原则。八十年代“新方法”问题讨论中对新概念“名词轰炸”的非议，学术眼光实在远逊于二十年前的水平。

    比较诗学自1949年后一直处于若断若续的状态，只有钱钟书默默地按自己固有的方式，继《谈艺录》之后又写作了《管锥编》，他在1962年发表的《通感》（《文学评论》）成为我们中外诗学比较中最着名的论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