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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三“执”(2)
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藏

 



    宏观与微观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区分也是 古典文学研究者一“执”。关于两者的关系及可行性问题,若干年来始终是学术会议上喋喋不休的话题,正所谓“把破帽年年拈出”( 辛弃疾)。不过事出有因,众所关注的问题一定凝集了人们的某种焦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发起“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的启事:

    当前,整个文学研究工作正处在一重要的发展阶段,就古典文学研究来说,也正酝酿着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我们认为,这个突破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进行,但其重点应放在宏观研究上,这不但因为过去长时间内我们对这方面重视不够,下的功夫不够,今天需要弥补,还因为 在宏观问题上取得突破,必将在较大的范围内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向前发 展一步,其意义具有某种全局性。……当然,我们在此提倡宏观研究,决 不是要将它同微观研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或厚此薄彼,我们所说的是 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研究。

    不满于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而希望在宏观问题上取得突破,这可以说是进入八十年代的学术界在经受“新方法”的刺激后萌发的试图从总体上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识的要求,是和“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正相表里的。“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文学家的历史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于是隐藏于具体人事背后的那个宏观世界的图景,便突现在我们眼前,召唤着我们去加以认真思考和表现。”时过境迁,回顾这次“宏观研究”的浪潮,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确给学术界带来一阵兴奋,一股思考的热情,也产生了一批题目很宏观的论文,包括我的《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此文是我博士课程的作业,并非应征文而作)。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太乐观,不少刊物发表的宏观论文都不给人以新鲜感。情况好像是,本来必须用三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如今放在一篇文章里说了。因为篇幅不能加长,势必殳尽枝叶,突出主干,于是只剩下一个主题,再敷衍些常识内容。而所谓主题,受决定论史观的束缚,也不是全新的认知,只不过是唯物辩证法若干原理的演绎和验证,甚而只是常识的提炼和压缩。难怪许多老辈学者要反感,因为他们看不出新在什么地方,而我辈则觉得作者像是将电大的讲义拿来发表了。彷佛学术界都已忘记,学术是要积累的。没有水到渠成的积累过程,而刻意追求“在宏观问题上取得突破”,就如同没有飞翔的能力而欲通观大地,结果只得将对象变成地球仪或“锦绣山河”之类的微缩景观。它们告诉你的都是你知道的东西,还滤掉了丰富的细节。

    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些论文本身,宏观研究的提出使宏观成为与微观并峙的研究方式存在,并形成一种以宏观为创新,以宏观为高深的时尚,以至“宏观”概念本身被赋予某种价值色彩,成为学者孜孜追求的东西。直到最近,我还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台湾古典 小说专家王国良教授在与大陆一位治古典 小说史的教授进行学术交流时,发觉这位教授对古典小说的一些基本文献不甚了了,他非常惊讶。更让他惊讶的是,这位教授解释说自己一向是作宏观研究的——我想就是写小说史或是什么专题通论罢。王教授难以理解:不熟悉基本文献,不研究具体作品,怎么能作出宏观的结论呢?我说,这就是海外学者的不通国情之处了。在大陆学者中,从不研究具体作家作品,而冷不丁推出××史、××论之类煌煌巨着的,大有人在。这都是些智力最高、见识最高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研究作家作品。你们去研究吧,他只要看看你们的成果,就可在此基础上宏观;甚至不看你们的成果,也照样可以宏观。反正出版社和刊物最青睐题目大大的书,学者不看,总有识字的人看的。于是走进书店,就会看到许多题目大得我一辈子也不敢想的着作。翻翻内容,不外乎是前详后略:文献有限的先秦两汉写得最多,六朝唐宋勉强凑合,元明清以后就蜻蜓点水也似一笔带过,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道是沿袭多创新少,无甚价值,故存而不论。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有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如今的宏观着作是人所易言,我详言之;人所难言,我不言之。就这么宏观!真不知宏在何处,观在何方?

    当然,正如“征文启事”所强调的,提倡宏观研究,决不是要将它同微观研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或有所轩轾。但“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毕竟将宏观与微观区分为两种类型或者说两个层次的研究。更兼在宏观研究很热闹的时候,又常有老成的前辈谆谆提醒我们:宏观和微观的关系是辩证的(又是辩证,许多问题都被这个词搞得混沌不清),宏观须以微观为基础,微观应以宏观为指导;宏观离开微观,即成无本之木;微观离开宏观,难免坐井观天。这一来,宏观和微观似乎倒真成了研究方法的一对孪生兄弟了。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要问:宏观和微观果真能构成相反相成的两种研究方式吗?我看不能。宏观和微观只能是标志研究成果涉及的问题面的概念,而不能成为指称研究方法的概念,更不存在基础和指导的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宏观或微观的成果,而不存在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承认看问题有着眼点的差异的话,那么认识的一般过程就决不是由微观上升到宏观,而恰恰是由宏观深入到微观。这一点王小盾曾有精辟阐述:

    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总是关于它的轮廓的印象,而不是关于它的细节的印象。学术思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相反,是从抽象走向具体。学术是以求取客观真理为目的的,它必定要使用某些工具或手段来保护认识中的客观成分。既然宏观问题的解答依赖于微观问题的解答,那么,学术发展必然会表现出专门化的趋向。

    他以王国维的学术经历为例,论述了学者的个人兴趣随着学术的深化,由抽象问题转移到具体问题的变化。这里的变化体现为学科的转移,作为学术取向,与我们讨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并不是一回事。在实际的研究中,经常是无法说明具体的研究过程属于宏观或微观的。如果按陈伯海先生的意见,“将超越个体作家研究作品课题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归入宏观范畴”,那么我想以自己的经验举个例子,说明微观和宏观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是怎么错综交织,密不可分的。我曾写过一篇论文《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这是计划中的王渔洋研究的一部分。起初我只是把它作为作家研究的一个题目来做的,希望对王渔洋填词的特色和词论的内容作些分析。谁知排比了王渔洋词学活动的年表后,我惊异地发现,除了江左三大家吴梅村、龚鼎孳和曹溶外,王渔洋是清朝最早的热衷于填词的词人之一,《阮亭诗余》的作品主要作于顺治九年;后来他在扬州期间的填词,直接激发了一批词人的创作兴趣,开清代填词风气之先声;与邹祗谟合选《倚声集》,则更影响了江南地区的填词。他的词论则涉及了清代词学讨论的所有基本问题。他对南 宋词的评价也直接启发了阳羡词派和浙西词派的词学观。一个有意味的事实是,康熙四年陈维崧、朱彝尊开始步入词坛之际,恰是王渔洋抽身之时。于是他客观上就成了连接由明入清的三大家(吴伟业、龚鼎孳、曹溶)与陈(维崧)朱(彝尊)双雄的桥梁。这一来,我们就必须从清初词坛的大背景来看王渔洋词学的意义了。再研究他的词论在拨正云间词派的狭隘观念,重新确认词学传统上的意义,我确信王渔洋的确是清初词坛最重要的词人和词学批评家,其词学的内涵和意义迄今尚未被我们意识到。最后,当我的论文完成时,论题已从王渔洋扩展到整个清初词坛,变成清词在理论和创作上如何发轫的探讨,可以说是个很宏观的成果了。可是我的研究并不存在宏观和微观两种研究方法的变换,只是从具体材料入手,一步步发现问题,揭示问题,最后形成整体的看法。可以说,宏观的结论就是微观研究的结果,如果不是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中去,而仅仅宏观——我真想不通怎么观法——能产生上述问题吗?所以我决不同意说宏观和微观是两种研究方法或研究类型。它们只能是说明成果涵概面的概念,其实现程度完全取决于研究和认识的深度。

    也许有人会说,我工作的出发点就是要理清较长时段的文学史发展问题,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处理规模如此大的问题,容不得我把精力消耗在具体作家、作品的钻研上,只能借助于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这不就是宏观研究么?我承认,的确可以有这样的工作方式,但这只是思考,而不是研究。思考和研究毕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哲学家被关入监狱,也许不会停止思考,但决不能作研究了。况且,一个学者如果不研究具体问题,只借助于别人的具体成果进行超越的思考,那终究是危险的。他将没有判断力去判断所依据结论的可信程度,很难保证他的思考不因材料的失真而走入误区。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可算是最宏观的着作。它以文明为基本单位,应该说够宏观了吧?它也借助了其他历史学家的许多成果。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汤因比在希腊文明研究上的造诣。那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处。会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大模样是虚的,能否转化为实地,还要看能不能扎下根基。先做活一块棋,则可以任意发展。做学问也是一样,只有先研究许多具体的问题,积累许多成果,才能触类旁通,逐渐发现历史的内在逻辑和事件的因果关联,由点滴的成果累聚起庞大的知识体系。

    由此想到中国学者对日本学术的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它琐碎、缺乏系统。的确,如果单看日本学者的论文,每篇题目都很小,蚂蚁啃骨头似地一点一点研究一个个问题。但若看他们的博士论文(论文博士),则都是厚厚一巨册,有关这一问题的每个方面都被细致地讨论到了。与日本学者一起切磋,我深切感到,他们对学问抱有很神圣的态度,而且很有耐心,满足于一点点的积累和进步,不像中国学者一味地写书,看似出版物很多,却积累不下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应该说,问题的细致和专门是学术发展到一定深度的标志。当研究成果有一定积累,比如像中 唐诗研究,只要你注意别人的研究,就会发现,所有重要问题都已被考虑过,很难马上提出全新的观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深入细致的基础上,力求将问题阐述得更充实、更周密、更完整。如果中国学者也能像日本学者一样做研究,我相信每年的论文索引起码要减少一半篇幅。我曾听日本学者说:中国每年出版的论着很多,但读后有收获的却很少。这是不是与大量的宏观之作有关呢?

    王小盾说得对,研究的深化只能是走向具体,走向过程,只有微观发现的积累才能带来宏观认识的变化。宏观决不能凭本身更新知识。这就是我不同意说宏观和微观是两种研究方法的理由。依我看,所谓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作为方法论的概念是应该扬弃的。否则心存此执,尤其是在二者之间有所轩轾,以宏观为通达,以微观为拘琐,势必将学术研究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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