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文学史的重构应基于什么样的原则？我觉得，对材料有限的唐代而言，过程的真实是永远无法追求的，所可企求的只是结构的真实。在文学史中，结构的真实只能落实到构成历史链环的那些基本单位，如群体、时段、范式。因为正是那些基本单位而不是个人，构成了文学史的阶段和演进，从而使文学史变得可以被把握。没有李白，盛唐仍是盛唐。但若没有“大历十才子”，大历就不成其为大历——范式总是由一批诗人共同缔构的。像崔颢、常建、 王昌龄、祖咏、王湾、刘昚虚这些诗人，虽然决不如李白、杜甫伟大，但我认为他们更典型地代表了盛唐，他们的成就和局限都是属于盛唐的。而李白、杜甫却远远超出盛唐，到达无所不包的集大成的境地。过去的文学史研究由于不理解这一点，只盯着几个大作家，致使文学史图式成了若干座标点的直线连接，文学史着作成了着名作家和名着的陈列馆，而文学范式的演变过程隐而不见，文学史的连续性和逻辑关系也无从体认。在结构真实的原则上实现的文学史重构将改变这种状况，范式、群体、时段等基本单位会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个相对稳定而远离偶然性的现象序列，支撑起文学史料所编织的柔软的文学史叙述。当然，这只是一般原则，具体到唐代文学研究，我们还可以根据唐代文学的形态提出更具体的设想。很显然，除了文献留存情况各异外，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也是不同的，因而导致文学史的中心问题各有侧重。如果说先秦社会文化层次单一，地域的差异成为文学史的主要问题；而六朝是地域、家族与社会阶层的问题并行；那么唐代就是社会阶层的问题为主导，地域次之。考虑到文学主要通过社会交往关系形成风格和某种一致性，那么从文学史研究的战略高度上看，就可以认为群体研究是目前值得重视的研究类型。理由是文学的历史决不是线性发展的，历史的连接和升沉之点常成为我们清理文学史序列，揭开文学史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的最重要的关键。我相信，群体研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时段和范式研究将会是此后一个时期内最有意义的研究取向，它会给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建设性的成果积累。

    九十年代初，学术史思潮在大陆学术界悄然兴起。唐代文学领域，作为对学科发展的总结和对前景的瞻望，也出现了陈伯海《唐诗学引论》这样的深度思索。具体课题研究史和唐代文学研究史正逐渐为人关注，并着手研究。海外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也已有一些翻译、介绍，如梅祖麟、高友工、斯蒂芬·欧文、吉川幸次郎、松浦友久、川合康三、柳晟俊等的着作都有译本，其它译文则散见报刊。唐代文学的传播和影响史研究则刚进入搜集资料的阶段，可以说学者们已充分意识到这一学术领域的国际性质，正在作相应的努力。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学者素质参差不齐，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着作中也存在着一些课题、内容重复乃至抄袭的情况，近年来商业性的写作也大量增加，致使这一研究领域出版物的水平良莠不一。这是与学术发展的阶段水平有关的，相信在今后的努力和与海外同道的交流中会不断进步，我们期待着。

    来源：《学术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