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新式的诗学着作因接受了西方现代诗学的影响，以新的眼光整理旧材料，反而能看出些新义。虽然从总体上说，现代的中国诗学有一个因“西洋文化闯进中国文化的藩篱，一切固有艺术，也将到了一个总结束的时期”的大学术背景，但本世纪最初的现代形态的诗学研究，还是在新、旧诗歌营垒的论争中产生的。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第九章结论是“着者对于新诗人的罪言”，而蒋伯潜《诗》（世界书局，1948年）却专设一节论“旧诗之敝”，观点截然相反，而回应新诗运动的动机却是相同的。本世纪第一部现代形态的中国诗学研究着作刘大白《中诗外形声律说》，据自序说是1919年开始酝酿的。他做这个课题的动机是：

    不论是想把自己所有的古董向人家夸耀的，不论是想指摘人家底古董尽是些碎铜烂铁，一钱不值的，不论是想采运了洋古董来抵制国货的，似乎都得先把这些古董查明一下，给它们开出一篇清单来。如果不做查账、结账的工夫，而只是胡乱地夸耀一下，指摘一下，抵制一下，这种新旧交哄，未免有点近乎瞎闹。

    后来闻一多自述整理国故的动机也重复了同样的意思。书中将诗的要素分析成音、步、停、组（联排）、均、协、节、篇、篇群，这九个要素经“差齐律”、“次第律”、“抑扬律”、“反复律”、“对叠律”五种结构方式的交互组合，就构成了古典诗歌变化多端的语言形式。他将这些有例可征的节奏、句法、章法、篇法与西洋诗歌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诗的形式特征是由语言特征决定的，并具有内在的结构美。书中所概括出的形式原理和形式法则都是近代美学的老生常谈，而说五七言的音步比例、五七绝的篇章形式都符合黄金律则未免有些附会，但它的研究方式却颇具现代色彩。这样的着作还可以举出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讨论问题的方式相当学院化。相比较之下，更多的着作则往往融研究与教习于一体，如洪为法的系列着作《 古诗论》、《律诗论》、《绝句论》（均商务印书馆），邵祖平的《七绝诗论诗话》（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等。其中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但将诗体的源流、作法梳理、叙述得非常清楚，操作上也很符合现代学术的规范。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诗学着作，如江恒源《中国诗学大纲》，像李维《诗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详后）一样，都将词曲包括进来，显示出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现代中国诗学体系对正统诗歌观念的突破。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词和散曲可以说是诗类，但就史的发展论，范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不过从’诗余”词余’而成为’诗’，从余位升到了正位，确是真的。”

    在这一时期，传统的诗话形式仍然承担着一部分古今诗歌批评的任务，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华图书馆，1910年）、陈衍《石遗室诗话》（广益书局，1915年）乃至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间油印本）、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大公报社，1933年）之类都曾在不同范围内产生影响。一批“纪事”体与 传记体的研究着作，包括陈衍的辽、金、元诗纪事，郭则沄的《十朝诗乘》（栩楼刊本，1935年），陈乃乾的《启祯两朝遗诗考》（上海旧学庵，1920年）、孙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自刊本，1910年），雷璟、雷瑨同辑的《闺秀诗话》（扫叶山房，1922年）、《青楼诗话》（扫叶山房，1926年），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崇明女子师范讲习所，1922年），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甲寅》刊载）等，也以传统的方式对不同范围的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但真正对中国诗学作出可贵贡献的，应该说是诗史和诗学史的研究。有意识地清理诗学基本范畴、概念的发生和发展，是学者们为学科建设作出的最有益的贡献。朱自清认为批评史的准备工作应该是“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所以他首先就“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个传统诗学的基本命题做一番推源溯流的工作，从总体上阐明了中国诗学的传统。郭绍虞有感于“以前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昔人并没有严格地规定它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使用中含义都不一样，也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有关范畴历史演变的研究。在那专题研究尚未蓬勃开展的时代，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文笔与诗笔》、《〈沧浪诗话〉以前之诗禅说》、《永明声病说》、《神韵与格调》、《性灵说》等一系列论文，不仅揭示了历史上诸多诗学概念内涵的演变，同时也清理了诗史发展的脉络。他还不断地搜集古代诗话的资料，以《诗话丛话》（《 小说月报》2卷1期、《文学》1卷2期）为题发表了最初的研究成果，从而引发陈一冰、罗根泽、徐中玉、杨即墨、罗振根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徐英在1936年发表《诗话学发凡》（《安徽大学季刊》1卷2期），成为八十年代诗话研究热的先声。随着由刘永济《文学论》（太平洋印刷公司，1924年）到程千帆《文论要诠》（开明书店，1948年）完成的文学理论本土化过程的开始，由陈钟凡、罗根泽、郭绍虞、方孝岳等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代表的中国诗学史的构架开始变得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