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即诗歌原理的研究，八十年代以来有长足的进步。不仅理论思维显着深化，学科本身的建设也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实用的工具书，如乐黛云主编《世界诗学大词典》、喻朝纲主编《中国古代诗歌辞典》等。先后席卷古典文学界的美学热和文化热开拓了诗学的思维空间，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急剧涌入，促使我们更深刻地反思、建构民族的诗学体系。在《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蒋述卓，《文艺理论研究》1986第3期）、《从文化角度看古典文论》（胡晓明，《语文导报》1987年第8期）的口号下，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化性格和民族特点，包括思维特征、理论结构及语言形态等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认真的思考，产生了萧驰《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韩经太《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一系列着作，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探掘中国诗学的精髓。而传统诗学理论范畴、命题，如言志与缘情、神似与形似，赋比兴、气、象、味、兴趣、神韵、意境等也在这反思和建构的思潮中得到新的阐释。如意象这一范畴，近代以来一直未有人论及，1982年陈植锷与胡雪岗分别发表论文进行探讨，立即引起关注，使古典诗歌的本体论研究大大地深化了一步。中国诗学的另一个基本范畴意境，自1957年李泽厚发表《意境杂谈》，学术界对它的解释一直停留在作为艺术形象的一般特征上。八十年代以来论文激增，蓝华增联系古代诗歌作品和诗论阐述了意境的发生、构成等内容，拓展了问题的广度；随后袁行霈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意与境交融的三种方式及开拓等内容，将问题引向深入；张少康进而从意境的美学特征入手揭示其不同于一般艺术形象的特殊本质，强调意境首先具有空间的美，其次具有动态和传神之美，还富有真实感和自然感，而虚实结合则是创造意境的基本方法，逐渐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他指出意境的空间特性尤其有意义，使得意境的范畴清楚地与艺术形象的概念区别开来。蒋寅认为意境作为指称诗歌本体的范畴，宜就作品本身来界定其内涵，因而将它定义为：“作者在作品中创造的表现抒情主题的情感、以情景交融的意象结构方式构成的符号系统”。问题就这样在讨论中逐渐变得清楚和深入，在一个个论题的切磋中诞生了一批在日益丰厚的学术积累中成熟的论着，其中包括裴斐《诗缘情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赵沛霖《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成复旺《神与物游》（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花城出版社，1993年）、汪涌豪《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而尤以中青年学者的着作居多。

    传统批评方法的总结和鉴赏理论的研究，我认为是十多年来诗学的两个重要收获。1979年，钱仲联、徐永端首先发表《关于古代诗词的艺术鉴赏问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一文，提出古典诗歌鉴赏的一些经验问题。不久，沈祖棻《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赢得广泛的好评，一再重印。这两部着作以女性的细腻和诗人的慧心将古典诗歌的解读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国“细读法”的典范之作。随后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唐诗鉴赏辞典》（1983年），更在国内掀起一股古诗鉴赏热潮，引出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鉴赏专集。其中当然不乏粗制滥造的欺世盗名之作，以致招来各种批评。但不可否认，这场鉴赏“运动”使历代的各种体式、各种风格的经典作品获得了一次重新细读的机会。新的审美眼光不仅使名作的意蕴得到新的阐释，也使传统的鉴赏理论得到了新的理解和升华。随着叶嘉莹《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求是学刊》1985年第5-6期）等一批论文相继发表，左健《古诗鉴赏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就自然地成了瓜熟蒂落的理论总结。与此同时，鉴赏的实践也刺激了传统诗歌批评方式、方法及其演进过程与现代意义的反思。八十年代初，程千帆发表《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 韩愈以文为诗说》等论文，其中流动的批评智慧让人耳目一新，而所使用的批评方法，竟与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不谋而合。当时他提出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根本性原则：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