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现代化运动对佛教的挑战

    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中，有着过分讲求人事功利以致忽略对永恒精神的追求，这种承负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带来急功近利、价值失范的负面代价。这就为佛教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同时也带给佛教世俗化的消极因素。

    现代文明，基本上是西方工业和科技发展的产物。西方自从中世纪以来，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世界的世俗化不断加剧。“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词，是宗教社会学者，如马克斯·谬勒、包诺夫等人的用语，原义是“与鬼神、宗教脱离关系。”在宗教社会学上，这一用词和“神圣化”（Regularization）一词正好相对应。所谓“世俗化”,主要指个人和社会的思想行为方式摆脱以宗教和神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及曾被教会所组织、统治和渗透的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过程。在教权一度高于政权的西方，“世俗化”与“理性化”、“政教分离”往往在同等含义上使用。

    国内有许多人认为，世俗化已成为现代化的基本限定要素。这一说法，不符合中国宗教的历史进程。且不论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在现代世界中并无清楚明确的世俗化倾向，因为虽可将高度世俗化视为欧美国家的某种象征，但同时也出现宗教复兴现象，如美国新教基要主义和穆斯林世界中原教旨主义的复兴。 在中国汉族地区，从来不曾出现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局面。恰恰相反，倒是王权对宗教的限制，导致了佛教的世俗化。早在东晋元兴二年（402），在印度已进入像法末期的佛教，在中国却如日中天，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慧远以当时中国佛教领袖的忧患意识和历史洞察力，指出“无上道服毁于尘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的现实危机。 这个世俗化危机事实上存在于佛法发展的全部历史中，于是有正、像、末三时的佛教史观，使人在深切的忧患意识下，如临如履，高扬佛教的主体性。

    宗教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就看它能否与社会产生密切的关系，并且有效地解答修道者的宗教问题。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认为人类建造的世界十分脆弱，必须通过宗教这块神圣的帷幕才能予以保护，而世俗化使这块帷幕破裂。因此，宗教的未来，只能是“在世俗化的文化中，继续发现超自然的存在”.

    世俗社会以现存的人作为运思中心，而宗教并不以人的死亡作为生命的结束，它要考察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即“继续发现超自然的存在”.在儒教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国教的年代里，由于儒教对鬼神世界存而不论的入世取向，不能满足人们对超越世界的探求。慧远指出，在满足社会对“独绝之教，不变之宗”的探求上，儒教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由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 以耳目为关键的经验主义立场使儒教无法探究六合之外的超越界，慧远指出对六合之外的死亡和鬼神世界存而不论，恰恰是儒教的局限。存而不论，并不等于取消这超越界的存在，“分至则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关其外者也”.作为宗教，儒佛二家的深浅、权实分际立判，“若以对夫独绝之教、不变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语其优劣，亦已明矣”. 只要人类一天不解决生死问题，佛教就不能“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把自己局限在凡俗层次。

    中国佛教在历史上之所以走向山林、面对鬼神和死人，是由封建统治者和儒教的压制所造成的。现在强调“人间佛教”,关注现实人生问题，正是契时应机之举。但不能矫枉过正，忽略了佛教出离生死、追求永恒解脱的本怀。目前在宗教界内部，已出现基要主义的势头。对宗教过分依附世俗表示不满，提出让神圣的归于神圣，让世俗的归于世俗。重树宗教的主体地位，不仅改善中国宗教的形象，对肃清宗教领域的混乱现象，提高人民群众精神风貌，都将起有益的作用。

    佛教必须回应世俗化的挑战，调整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的关系，使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三者保持均衡发展。知识分子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将有效地制约“宗教非宗教化”现象的蔓延，并直接改变“宗教非学术化”的局面。一个健康发展的宗教，将对社会财富起到有效的贮存、分流和重新分配的作用，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起消解作用。因此，理性化将成为未来中国宗教的主题，理性化虽与宗教世俗化相伴随，但又克制着世俗化带来的消极因素。

    经理性提纯的宗教，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有可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批判作用。在急功近利的世俗潮流中，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砥柱中流。正如蒂利希在《政治期望》中所说的，宗教的终极关切发轫于有限的现存社会及已承继下来的价值系统。宗教不能回避社会和政治，“要把宗教观点的彻底性和超越性与一种塑造世界的内在意志的具体性统一起来。”无论是个人的拯救还是宗教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对社会进行改造，以使当下的邪恶得以缓解，使永恒的意义得以进入世俗的集团和个人。

    化世俗而不为世俗所化，永远是佛教面临的现实课题。

    原刊《佛学研究》，1996年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