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在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度，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下，都是会有屈辱感的，尤其是当意识到统治民族的文化低于本民族时。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汤因比已用大量史实证明，“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边界稳定下来，时间永远是对蛮族有利的”。（曹末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第178页，中册第2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而且，“任何一个蛮族入侵者如果未先受过任何其他文化的影响，就很可以成功”。（同上）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时代的女真人正符合上述条件，而他们的确也成功了。这严酷的事实在当时所激起的并不只是对异族的仇视，更多的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一代人的悲哀心境也不只是对朱家王朝的眷恋，莫如说是对汉文化的哀挽。梁启超在《无聊消遣》中引顾炎武的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自的代以来成为最脍炙人口的名言、最激动人心的口号，然而它却并不是顾炎武的原话。顾炎武本是这么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当时文化救亡意识的觉醒。在对历史的冷静审视中，他看到了历史模态的循环，历史悲剧的重演，他感到汉民族的仁义礼乐文化正走向沦亡，将被野蛮的文化所取代。为此他向国人，向民族的每一分子（其实主要是“以天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发出了拯天下之溺，挽救汉民族与文化于危亡的呐喊。必须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把国家和天下这两个夙来混而为一的概念区分了开来：国家是王朝，王朝的存亡自有食其爵禄者为之效力；而天下意谓着中原大地和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众、文明（黄宗羲《原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宣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当民族和文化的存续受威胁时，民族的任何一分子都必须挺身站出来！不言而喻，作为文化承载者的知识分子更应该理智地审度自己的命运和选择。因为这时个体的命运已和民族、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个体的选择将成为民族、文化的选择，并决定其未来的前途。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兴灭继绝，拯救汉文化的沉沦。而个人的出处穷通，相比较之下就成了细微无关大局的问题。陆世仪《与张受业先生论出处书》说：

    大约当今时事，不待智者而后知其不可为……窃谓士君子处末世，时可为，道可行，则委身致命以赴之，虽死生利害有所不顾。盖天下之所系者大，而吾一身之所系者小也。若时不可为，道不可行，则洁身去国，隐居谈道，以淑后学，以惠来兹，虽高爵厚禄有所不顾。盖天下之所系者大，而万世之所系者尤大也。（《论学酬答》）卷一，小石山房丛书本）

    是的，在民族文化的现实命运和未来前途这样的大问题面前，个人的出处还有多大分量呢？说到底不过是个人良心上是否说得过去的问题罢了。所以陆世仪对徐次桓的应试，说“此亦非大关系所在”。

    那么，什么是大关系所在？最上当然是抗清。顾炎武、阎尔梅、王夫之、毛奇龄、屈大均、吕留良、黄宗羲、归庄、朱彝尊等一大批名士都是亲身参加过抵抗运动的，然而形势已无可挽救。以武力已难与清朝抗争的现实状况，迫使士人为汉民族及文化的前途选择一条道路，一条切实可行的真正的自救之道。在对切身感受到的亡国史和明代兴衰史进行深刻反思后，他们认识到要救治汉文化的虚脱和积弱，首先必须从改革学风开始。他们选择了崇尚实学的道路，望由此改变汉文化风雅有余而经济不足的根本弊病，以达到救世的目的。众所周知，顾炎武的地理学、音韵学、朱彝尊的经学史整理，王夫之、颜元的哲学，黄宗羲的政治学，思想史研究都是这一信念的具体实践。顾炎武致黄宗羲书的自述，典型地说明了他们那一代人学风的转变：“某自中年以前，不过从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盛百二《柚堂笔谈》卷四引）“积以岁月”正是民亡清立的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学风的转变。顾炎武《与潘次耕札》说：“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已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清楚地表明了一代学人崇尚学问的动机和宗旨。正因为换有如此崇高的目的，所以他们能很自负地断言：“天下有道之士不可多得。吾辈学问进一分，则世界人心有一分受用；吾辈学问减一分，则世界人心有一分陷溺，其所关系诚有非浅鲜者”。（陆世仪《答汉阳黄赤子论学书》，《论学酬答》卷一，小石山房丛书本）仁人志士生当末世，无以自达，无以达人，作为文化传统的承传者，只能读书明理，探究传统文化尤其是离自己最近、与自身关系最密切的传统（对清人来说就是明代）的得失，及对现实生活的适应性，从而是予以改造和重新解释。这是知识分子在时不可为之后所惟一能做的事，也是他们的责任。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正是这么做的。在抗清活动失败后，他们就走了改造学风进而改造民族文化的道路。至今看来，他们的选择不审值得赞赏的。陈寅恪先生精辟地指出的，“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在当时，改革学风首先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己思想工具进行改造，它的直接结果将是使汉文化走出汉文化中心主义封闭自足的方阵，去应对历史的挑战——一种文化只有不断地面临挑战并成功地应战，才能保持它机体的活力。更进一步，崇尚实学，由风雅之学转向经济之学，必将赋予汉文化一种经济的实践性格，而求实的科学作风最终也会培养成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已为西方思想史所证明），这种学术趋向不仅是与明代以来汉文化的空疏、虚矫、愚妄相对立，从根本上说，也是与封建体制的意识形态专制相对抗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景观。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的作为没能逃过康熙警觉的目光。玄烨清楚地预见到这种学风改造的后果，它的经济性质将给汉文化带来的活力，于是他坚决地通过意识形态的干预压制了这股思潮，并由康熙后期开始的大倡风雅和文字狱将它扭曲为畸形的乾嘉学风。这早已为文史家所认识，我借此要说明的是，置身鼎革之际的明遗民，他们心中真正关切的大事是汉民族汉文化的前任和命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斯文斯民的危亡之际，个人的出处实在是微不足道的问题。明白这一点，再看我们今天还用出处问题作为评判一个人大节的标准，不就太可笑了吗？当时人已超越了这个命题，三百年后我们复拘泥于此，见识不是远出古人之下吗？见识远不及古人而要评价历史问题，岂不见笑于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