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方面是研究思路的改变。随着七十年代末国外现代学术思潮的急剧涌入，大陆的人文科学迄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1977年到1985年前后主要是拨乱反正和翻译介绍，可以说是恢复和起步期；1986年到1989年主要是提倡新方法并付之尝试，可以说是转型期；1989年以后研究趋向于稳定，可以说是成果积累期。学术观念的变革，使唐代文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价值判断倾向，而代之以对文学史现象、过程及意义的关注，将以往点的研究扩展到面；“文化热”和方法论的讨论则开阔了研究的范围和思路。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唐代的文学生活；任二北《唐声诗》从唐诗与音乐的关系入手研究唐诗的音乐内容；陈允吉《唐音佛教辩思录》、孙昌武《唐代佛教与文学》、张伯伟《禅与诗学》从诗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入手解释唐代文学、文学理论中的佛学影响。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思路的开拓和探索的深入，同时也显示出专门化与个性化的色彩。同是唐代小说的研究，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以文献学的方法研究其写作、流传、编集的经过，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则以原型批评的方法研究唐人小说取材、主题的演变及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卞孝萱关于唐代政治与小说的研究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探索小说的政治内容，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唐代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视角不一，各有发明。至于具体作家作品批评中批评方法的运用更是异彩纷呈，难以一一列举。

    相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来说，八十年代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更引人注目的是文学史研究。由逻辑向历史回归的学术转型，在文学史研究中意味着对描述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建构其时间序列和逻辑关系的重视。这种意识决定了作家群体和时段研究将成为突出的研究类型。傅璇琮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是学术恢复和起步时期首开作家群体研究风气的重要着作。他在对一批历来不受重视的小作家进行考证时，提出了二、三流诗人在 诗歌的时代精神和风格形成中的参与意义的问题，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本身也证实了中、小作家研究对于诗史的意义。他的工作引发了唐诗研究中作家生平考证和作品辨伪的风气。在作家群体的研究中，赵昌平的《“吴中诗派”与中唐 诗歌》一文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将大历、贞元年间生活在江东的一批身份、作风相近的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来讨论，揭示了他们在盛唐到中唐的过渡阶段中的诗史意义。这一工作不同于以往对“初唐四杰”、“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等群体的研究，不是对一个诗史常识的再认识，而是对被湮没了的诗史的发掘。赵昌平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做的这种重新清理诗史线索的工作，在转型期产生一定影响。另一位有代表意义的学者是葛晓音。她的唐代散文史、诗歌史研究是从另一条途径接近历史的。她以自己的研究重新审视作家的创作，从内容的更新和艺术的独创性两方面衡量作家或流派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贡献，确定其文学史地位，从而在修正以往不适当评价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史序列。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上，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思路：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不仅要研究其理论着作中表现的思想，还要研究作家在实际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文学的意识和理解。这一出发点使他注意到历来为人忽视的一些理论问题，由此实现了一个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互相发明。他的研究表明，这同样也是一个接近历史原生态的有效途径。王运熙、杨明合着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充分吸收了近年的研究成果，内容详实，结论平允，是体现了唐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水平的新着。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文献研究的积累和作家研究的深入，作家群体和流派的研究、时段研究的条件愈益成熟，这一类型的研究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此后出现的以唐代文学为题的博士论文大多以时段、流派、群体为研究对象。这一层次研究成果的积累无疑将丰富乃至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由于学术发展的深入和专门，对学者文体学、文体史的修养要求越来越高，如今的学者已不太容易旁通多种文学样式，所以个人着作的唐代文学史在周祖譔以后也很久没有出现。最近出版的罗宗强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唐代卷（上卷乔象钟、陈铁民主编，下卷吴庚舜、董乃斌主编）都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前者作为教材详略适当，附注较多，便于初学；后者卷帙较富，论述綦详，微觉遗憾的是由于写作时间拉得较长，至今出版，部分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距时下的研究水准有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