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毕竟在讨论中不断得到深化和明晰，文学史学的整体建构终于正式起步。1996年由董乃斌主持的“文学史学”课题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1997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发起，在莆田召开了“文学史学研讨会”。与会代表的讨论，涉及到文学史观的统率作用、文学史着述的模式、客观描述和主观统摄的关系、文学史的教学时间和方法、文学史和作品选二课的关系等问题，明确提出“文学史学”大致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文学史学史，其任务是对已有的一切文学史着作和研究活动进行史的梳理；二出文学史学原理，可以从史观、史料、和编纂（即技术操作）等方面来对文学史研究实践作理论的剖析和概括；三是文学史批评，即依据一定的理论对进行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和他们的论着进行批评。会上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两个文学所合作进行的《中国文学史学史》课题，对如何撰写这部旨在回顾和总结本世纪文学史研究历史的着作，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5]。看得出，经过若干年的思考和摸索，我们对文学史学的认识确实已具体和深入了许多，一部达到相当水平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是可以期待的。

    文学史学的成果检阅

    一般来说，通史着作的撰写有赖于具体问题和局部研究成果的积累。在企望《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着手进行具体内容和局部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在我们对文学史学进行初步构想的同时，已有不少学者将自己的思考付诸实行，作出有建设性的成果来，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检阅现有的文学史学成果，可以从三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学科基础建设，其次是理论探讨，最后是历史回顾。

    学科建设工作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在文学史学的学科建设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有意义的工作是先后问世的两种工具书：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和吉平平、黄晓静《中国文学史着版本概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它们告诉学者，我们的文学史学现有多少家底，为文学史编纂史的研究划定了基本的材料范围。此外应该提到的是陈平原、陈国球主编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以文学史研究及其理论、历史为对象的不定期论丛，其栏目和内容主要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理论译介、旧籍新探。已出版的三辑，刊出了一些内容相当专门的论文和译文，在集中表达当代学者的文学史观念的同时，也介绍了国外文学史理论的动向。

    专门的理论探讨，我看到的有五部着作：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邓敏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钟优民主编《文学史方法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

    王钟陵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中国中古 诗歌史》和《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两部着作，尽管已有若干篇书评给予好评，但他似乎还是觉得两部大着的价值未被充分理解，于是又写了《文学史新方法论》来阐述上述两书的奥旨。《文学史新方法论》一书的内容，从目录就略知其大概：第一章“更新文学史研究的四项原则”，第二章“运用新逻辑学思路的例案：中古 诗歌的流程”，第三章“文学史研究中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第四章“对黑格尔发展观的批判”，第五章“建立历时性的历史与逻辑之统一”，第六章“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第七章“文学史运动的内在机制与外在形式”，第八章“纷纭浑沦的文坛沉浮”，第九章“文学史运动的中介和动力结构”。他认为文学史的重构应以文学史方法论即文学史哲学的沉思为前提，而方法意识是对内容本质的自觉，只有同时从研究方法和文学史复杂的巨系统运动之情状与规律这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入手，文学史学才能建立起来。所以他在本书中就尝试将方法探讨与规律研究结合起来，即通过说明自己的写作思路来阐释研究方法。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史的研究就是理论构造、整体性把握、建立科学的逻辑结构、从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建构上把握文学史的进程），表明他的史观植根于历史逻辑主义的信念，在今天只能说是一家之言。他对历史的基本理解原本有一定的现代性，但被纳入陈旧的思维方式中，就产生了历史真实既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中，又存在于人的理解中的两重存在的奇怪提法。历史既然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中，过去的时空消失，那么它就不存在了，怎么还能说是另一重存在呢？我们说 李白是诗史上的一个存在，那是基于《李太白集》的遗留。存在的只是遗迹和文本，他们与消失的历史共同构成历史的两种型态——原生态和遗留态，而不是两种存在。至于所谓人理解的历史，只是遗留态的转述，也就是历史写作，它与遗留态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就像岑仲勉《隋唐史》和新旧《唐书》的关系一样。明白这点，就可知他所谓历史双重存在及建立在这之上的主客观辩证统一和真实性概念是多么的无意义了。历史的建构根本就是主观的，王钟陵宣称《中 古诗歌史》为比较重要的诗人都确定了一个不可换易的具体的历史位置，这只能说是按照目的论史观进行的历史编织，与真实性没有丝毫关系。一部诗史写了五十位诗人，另一部写了一百位，谁更真实？不过是两者采取的原则不同罢了。真实性的概念我认为是应该被合理性取代的，只有合理性才是个可供讨论的概念。由于王钟陵在史观的基本问题上就迷失了路向，以后的理论展开结果就不难预期了。通观后几章的内容，除了一些文学史写作的基本知识外，就是大量征引两部着作中的哲学思想，似有自我经典化之嫌。而标题所提出的真正属于文学史学的问题，论述中反而不见踪迹，让人觉得像是把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概论”之类的讲稿编了个文学史理论的小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