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文化优先”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

    “历史文化优先”观念内含两层信念，一是人的生活应由高于物质世界的原则来指引，二是这个原则来自历史文化之“道”.第一层信念是“轴心时代”所有伟大宗教和哲学的共同信念，这一点前面已经说到。第二层信念却有些特别，因为其它的轴心文明基本上都转向了宗教，尤其是一神教，中国文明却转向了历史文化。儒学以历史文化为信仰对象，这是中国“轴心”时代文化“突破”所确定的基本方向。在儒学创始人孔子那儿，“历史文化优先”的观念已经形成，这个观念不是孔子原创的，它是在孔子之前一百多年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许多有名和无名的思想家为推动这个观念形成作出了贡献。

    关于中国的“轴心时代”,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商末周初。因？那时出现了道德化的上帝。可是问题在于，西周初的道德上帝在春秋时被否定了，并且再也没有复活，没能成为此后中国文明史的支配观念。而春秋时形成的历史文化崇拜，则由儒学继承，成为此后支配中国主流文化的基础性观念。所以我赞成，春秋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化观念发生伟大“突破”的时代。

    春秋时代思想观念的演变甚为复杂，如果抓一条最主要的演变线索，那无疑就是由相信神逐步转向相信人文理性。人文理性与古希腊的纯粹理性不同，后者是信赖逻辑的力量，前者则是信赖历史文化中积累的精神力量。关于春秋时代由信神向人文的转变，过去的着作已经谈了很多，已经是古史研究中的常识。可是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学界却尚未有真正深入的研究，一些零星见解也远未成为共识。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儒家思想信仰历史文化的“来龙”就不能理清。我关注此一问题已有若干年，现在初步的见解是，春秋时代思想演变的人文转向，是与华夏观念的形成以及华夷之间的紧张有重大关系。现在尚不能武断地说，华夷之间的紧张以及华夷之辨的出现，就是春秋思想人文转向的根本原因，但从华夷之间的互动关系，确实能看出历史文化崇拜的某种较为深层的历史根源。

    1980年代出版过一本由埃森斯塔特主编的轴心文明讨论集。在关于中国轴心文明讨论的“导言”中，埃氏认？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入侵时后者的不同反应，是解释中国和印度轴心期突破转向不同方向的重要历史条件。他主要的着眼点是中国的定居民族彼此之间有较密切的交往（印度的定居民族之间交往稀少），知识精英往来密切，游牧民族的入侵造成定居民族对统一政治构架的重视，以及知识精英参与政治构架的强烈愿望。他以此来说明中国古代知识精英把解决政治问题视为解决宇宙问题之本这一“世俗化”思想倾向的由来。[5]

    我认为春秋时代“夷狄”对华夏的威胁给贵族知识精英造成的刺激另有更重要的含义。那时华夏各国正因为氏族制度的崩溃而经历严重的混乱，政治无序，家族内斗，行为失范，欲望泛滥。有责任感的人优心忡忡，担心世界在滑向最黑暗的深渊。夷狄威胁造成一种深刻刺激，使华夏贵族相信，最后的黑暗，就是大家一起沦为无教养的蛮野。这种刺激产生的深远影响，一直到孔子时都能明显看出。春秋时的思想发展，就笼罩在这种“蛮夷”化的畏惧之中。齐桓公建立霸政以后，夷狄的军事威胁基本消除，可是从那时起一直到孔子时代，贵族知识精英一直在讨论华夷之辨，忧惧夷狄的威胁。这早已不是对军事入侵的忧惧，而是对华夏贵族自身堕落的忧惧。中国古代没有地狱和魔鬼的观念，那时人就以夷狄作为一个符号，警示人自身堕落的最后结局。所以夷狄造成的刺激，不仅是使华夏知识精英重视统一的政治构架，更重要的是使那时人在宗庙神的保护消失以后，转向另一个方向寻求“存在”的根据。这个方向就是历史积累的文化。这个新的精神方向为此后主流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由华夷之辨刺激产生的历史文化信仰，不是普泛地重视历史遗留的一切东西，而是只重视华夏贵族文化中那些“经典”的东西，如礼仪、训诰、 诗歌、乐舞、圣贤故事等等。这些本来分散在各个宗庙系统里的贵族文化遗产，现在统一到一个整齐的“华夏”谱系中。春秋人文思想包括一组新起的流行概念，如华夏、礼仪、文、信、忠、仁、古之道、三代、四代（虞夏商周）等等，其中，华夏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核心的概念。华夏既是族群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质量的认同。实际的华夏民族是边界模糊的，华夷杂处，错杂分布，但观念的华夏却很明确，有共同的区域（天下之中），高雅的礼典、庄严的品格，以及整齐的历史谱系。这个谱系告诉人们，自古以来世界就是一片荒野，只有“三代”（或四代）的文化英雄世界延续，是荒野中的一块绿洲。这块文化绿洲，就是神意世界崩溃以后人们找到的精神立足地。轴心时代其它文明以神的指示和神迹来做拯救的根据，春秋人文思想则以文化遗产来做拯救的根据。

    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什么？人们已经说了许多。从孔子是春秋人文思想的集成者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孔子思想的中心问题理解成：把历史文化信仰转向平民化、实质化。平民化就是「有教无类」，任何人都可以学习贵族文化成为君子。经过转化的贵族文化不再只属于贵族，而是成为“人”本身的尺度。实质化就是「人而不仁如礼何」，学习贵族文化不再重形式，而是重对文化精神的内心体认。孔子的努力导出了孟子的性善论和心性学。心性学力图消解历史文化的一切形式重负，把历史文化价值简约为人人心中皆有之“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历史文化优先的原则并不因为这种化约就消解了。即使在最重德行轻知识的儒者那儿，历史文化之道也是确定不疑的价值先导。

    现代孔子研究者最乐于谈论孔子思想的平民化与实质化。但是我想强调，孔子思想的基础是春秋时代经过人文主义洗礼的贵族文化。孔子的平民化转向是把贵族文化由繁重形式转化为精神原则，而不是抛弃贵族文化。春秋人文思想在夷狄压力下形成的共识是，做人必须有基本的教养尺度（这个尺度来自贵族文化的长期积累）。这个共识是孔子与平民弟子谈论怎样成？“君子”的基础信念。孔子的伟大贡献就在于把人文主义的贵族文化信念转化为“人”本身的信念，由此在贵族社会彻底崩溃来临之时（西汉），能为新社会提供一个有深厚依托的精神源泉。

    概而言之，“历史文化优先”是春秋贵族在神意信仰瓦解的混乱中渐渐酝酿形成的观念。孔子在贵族社会灭亡前夕创立了一种本质上是平民主义的教义，这种教义面向所有人，以化成天下为理想，但却立足于春秋思想洗练过的新贵族文化。“历史文化优先”本质上是伟大质量优先，以必有伟大质量为“人”的理想，经过孔子成为儒学的基础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