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学者都曾亲炙于名师，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从知识积累和学术功力来说彼此差距并不大，但不同的生活经历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成就。除政治上的穷通顺逆造成他们治学时间上的差异，从而产生成果量的差异外，学术观念差异造成的结果也不能忽视。共和国成立后，有些学者不能适应意识形态趋向的转变，干脆就不再发表着述。如已故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早年执掌无锡国专教席，精于诸子学与诗学，着书多种。建国后移席广西师范学院，据说自觉不合时宜，便不再发表学术着述。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到他们晚年，学术成果就基本停留在早期的水平。事实上，有相当一批学者，甚至接连出版多部着作，水平都停留在几十年前。显然是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中断了学术的连续性，或者说对现时学术成果的接受。这里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客观结果就是造成了成就的差异。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尽管在若干年来的运用中常流于教条化、庸俗化，但它毕竟给学者以一种系统的新颖的世界观和历史发展观，使我们的学术超越经验层面，聚碎片而为板块。游国恩等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程千帆、吴新雷两先生的《两宋文学史》，这些代表着第一代学者水准的着作，无疑是获益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乃至更新的科学理论的。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拒绝接受新的学术方法乃至自觉退却于学术潮流之外，对学者本身来说是无须加以指责的。这起码体现了一种主体的能动选择，是学者保持其主体性的反映。依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决定自己的学术行为，正是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之一。不能为己认同，就拒不接受；不能畅所欲言，就保持沉默。无论是在评《 红楼梦》、评《 水浒传》，还是评法批儒的运动中，都有一批老专家在沉默中度过了喧嚣的岁月，令人在惋惜中肃然起敬。而那些追波逐流、一时嚣之尘上的学者，随着岁月的流逝，却只能教人在鄙薄之余生出一点怜悯。事实表明，第一代学者群体的学术品格就像其成就一样显出巨大的反差，而为人的品格也与之相形。据同学说，程千帆先生自“反右”以来虽挨过许多整，受过许多批判，都不在意，惟独对某教授说他是学术骗子耿耿于怀。不难理解，政治的批判缘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无可厚责；而“学术骗子”则是恶意的中伤，大有人身攻击的味道。同是师出名门的学者，同是名牌大学的教授，人品和学品的高下真是判若云泥。这正是第一代学者特有的现象，它同时也是造成成就差异的部分原因。

    从学术风格上说，第一代学者因受过全面的学术训练，学问路数也异彩纷陈。既有唐珪璋、姜亮夫、孙楷第、钱仲联这样擅长考据的，也有朱东润、王瑶、冯沅君、陆侃如、王季思、钱钟书、林庚这样擅长义理、批评的，还有俞平伯、郭绍虞、任二北、夏承焘、赵景深、程千帆这样论考结合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问贯通，不守一隅，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素养，谙于书画，兼擅辞章，对文学本身有较高的鉴赏力和艺术修养，所以群体的成就在考证、义理、批评各方面比较平均。但就个人而言，这一代学者一般欠缺学科建设的意识，各人学术方向或研究课题纯凭兴趣决定，有些学者一辈子述而不作，更多的留意一个自己喜欢的课题（一个作家或一部书），在兴之所至的自由阅读中随机性的积累资料，水到渠成地形成着作。有些学者一辈子也未能完成一部书或一个作家的研究，身后留下的遗稿还要靠学生或子女整理出版，以致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个食利者阶层。当然，他们这十年磨一剑的专致功夫和不轻易出手的谨慎态度都是令人钦敬的，但这对学科发展和个人成就却未必有益。自娱性、随机性的学术活动就像一个食性不规则的婴孩，营养和成长必然是不健全的，最终只有造成成果的重复和课题覆盖面的残缺。一些问题集中了许多学者皓首穷经（如楚辞、《文心雕龙》、杜诗之类），而更多的问题却无人问津。在这种情况下，部门艺术的研究可能成绩斐然，但文学史研究的水平却难以期望有正常的提升，名作家论汇编式的单一文学史模式，正是这种学术风气的产物。

    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学术活动以来，第一代学者成为保存学术血脉、抢救学术遗产的对象，他们自己同样也有着挽回损失的急切心情，整理旧稿，创立新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毕生所学形诸文字，甚至怀着加我以年而学《易》的热忱，努力学习人文科学的新知识。但有为之年毕竟已过，旧稿固然可以整理，二十年黄金岁月终究是追不回来了。况且八十年代的知识增长对他们的年龄来说显然已太快，他们的知识结构稍形落伍。由于年事已高，接受与交流不便，他们中除极少数人还孜孜以学，葆有学术的活力外，大多数人对新东西、对学术发展已很隔膜。应约写的论文常像是电大讲义，自认为是独得之秘的毕生心得也早成尽人皆知的常识。读些语言学书，大受启发，大谈心得，倒也不失为热心的科普作者。至于发表论丑的美学论文，征引的文献止于柏格森，而且似乎也不知道有位后辈学者早出版了颇受好评的论丑的专着，就未免贻笑通人了。读一些老专家的论文，只见自说自话，完全不知道这世界变化快。更有甚者，当他们以年龄和资格顺理成章地成为鲁灵光时，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和他们的自我感觉就溢出了器量。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当他们谈论看家学问比如梵学或考证考证糖的来源时，真正是值得尊敬的专家之学，可到被拥戴为国学大师，放谈国学或什么语言学、比较文学时，就令人惋惜了。这是他们从后辈的礼敬和掌声中绝对意识不到的。倒是 杜甫老先生深通世故：“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这就是好运的悖论：人处在好运中时，从另一面看，有时也会是不幸。但愿我年届耄耋时，还能时刻意识到自己只是薄有一门学问之有限知识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