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近代思潮尤其是史学着作的大量译介，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成为学者的共识，中国诗学的观念与研究方法都有了更新，开放的学术视野与良好的知识积累相结合，就使断代诗学的研究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专题研究甚至出现了陆晶清《唐代女诗人》（神州国光社，1931年）这样的意识颇为超前的女性文学研究着作。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曾尝试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解释《诗经》，并在《野有死麇》的阐释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遗憾的是他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情结终未能让他完成这项研究。历史学家陈寅恪以《元白诗笺证稿》、《韦庄〈秦妇吟〉校笺》等论着弘扬了钱谦益开创的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研究方式，在当时的诗学中开一代风气，影响深远。相对而言，另一位值得怀念的学者闻一多，所作的主要是筚路蓝褛的学科建设工作。从他留下的大量遗稿与讲义看，他对 唐诗文献的整理和对 唐诗史的研究具有相当超前的水平，诗人的艺术感觉加学者的勤奋，使他的唐诗批评与诗史研究论文成为至今难以逾越的经典文献。在诗史研究的领域，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汉魏六朝是个成就卓着的时段，古直《汉诗研究》（启智书局，1934年）的精密辨证，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细致分析，逯钦立、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研究，陆侃如、王易、萧涤非的乐府诗研究，不仅代表着当时的学术水平，即使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成就卓着的业绩。其它有建树的时段研究，则有朱东润的《诗经》研究、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研究、钱钟书的宋诗和清诗研究、汪辟疆、钱仲联的清诗研究等，他们的有关着述至今仍是诗史研究的必读文献。相反，当时颇为流行的胡云翼《唐诗研究》、《宋诗研究》（均商务印书馆，1930年）、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梁昆《宋诗派别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讲义式的着作在学术积累的意义上就不如前者重要。因为此类着作述一朝诗史虽颇具系统，但内容多属排比材料，列举人物，具体评论也不能超越前人诗话的范围，所以对研究者来说就缺乏新义。胡云翼尽管标榜进化、平民、分析与欣赏的所谓新的基本观念，指出以前的唐诗研究存在着笼统和曲解，的毛病，可他的批评不仅笼统，而且极为肤浅、简单。就断代诗史的研究而言，方法的陈旧已明显地阻碍了诗史认识的深入。实际上，到三十年代，批评方法的更新客观上已成为提高诗史研究水平的先决条件。一些年轻的学者在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的启发下，开始有意识地探索新的批评方式。程千帆有感于清代学者考据与批评异途，“使考据陷入繁琐，批评流为空洞”，于是尝试以“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写出了《诗辞代语缘起说》、《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等角度和方法都很新颖的论文，为朱自清所称赞。沈祖棻说：“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据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实际是陈寅恪文史结合的方法在文学批评上的具体运用，但程千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吸收，赋予“考据”一词以新的内涵。如果说在当时这种批评思路还只是初步的探索的话，那么到八十年代以后它就逐步成为一股有影响力的学风，并被诗史研究的长足进步雄辩地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纵观民国年间的诗史研究，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也是个历史的国度，诗学与史学自来就是最发达的学问。然而，融合二者的学问——诗歌史却一直到近代也没有发展起来。改变这种情形的着作，是1928年出版的李维《诗史》。这部二百六十页篇幅的《诗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诗歌通史。李维说：“诗史者，综吾国数千年之诗学，明其传统，穷其体变，识其流别，详其作者，而为一有统系之记述之作也。”这一概括无疑是非常精当的，而将阐明诗歌传统放在首位，尤其具有现代眼光。正是在这种诗史观念的主导下，《诗史》的视角始终建立在诗歌的文学价值表现的机能、方式之发生与变迁上，并由此建立起不同于前人的诗史序列。他对宋以后诗史演进的特征分析得极为透彻，在他看来，随着唐代古典诗歌体裁的成熟，来自诗体内部的发展动力（自然之势）已然消失，诗人再不能利用诗体本身蕴藏的资源，而只能靠艺术表现上的创造性来推动诗史的进程，也就是说，宋以后诗歌艺术的成就和水准纯粹是凭作家个人的才能去冲刺的。这的确是个冷峻而深刻的见解。通观全书，明显可见作者才识差胜而学力不足，书仅用三个月写成，又缺乏必要的时段研究作基础，对诗史的具体认识与价值判断只能沿袭成说。比如说宋代以后诗歌传统已由词曲承担，即本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而论述作家尤多老生常谈，竟似诗话之体，粗具其人而已，疏误亦随处可见，与对诗史的宏观把握能力很不相称。这正是民国时期宏观研究着作的通病，其原因不全在作者本身，与学术发展的阶段水准也有关系。稍后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合着《中国诗史》，在材料考证和作家作品研究上就要扎实、深刻得多了。书中广泛采纳从马克思到高本汉、康拉第、马伯乐的各种学说，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诗史分期上，作者一反当时文学史分期流行的按王朝和按西洋历史划分的方式，主张“诗史的分期应该看诗歌变迁的大势”。基于中国诗歌变迁的第一关键在汉，第二关键在唐的认识，他们将中国诗史分为古代、中代、近代三期，又“把诗歌的领土扩张到韵文的全体”，狭义的诗歌只写到唐末为止，断言“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列而删去”，“近数百年的 诗词，无论是李东阳或是陈维崧，也都不值得占我们宝贵的篇幅。为什么？因为它们是‘劣作’”。以两位前辈的渊博，我不敢说这种结论出于无知，而只能认为是出于价值观上的偏见。他们一方面承认，“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天才的作者之一，他的文、诗、词以至书法，无不佳妙”，却又不肯给予他的诗一句评论，岂非有自欺欺人之嫌？又说“散曲到了元代宛如词在北宋”，“到了明代仍然是诗坛的霸主”，同样也失之武断。姑且不论文人对诗文与词曲的价值观（翁方纲《苏斋笔记》卷十二有说），即论作品数量，散曲也远不能与诗文相提并论。这种违背常识的结论，一方面是受前人“唐之后无诗”论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误解了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针对上述两部诗史基本观念的失误，汪辟疆在《编述中国诗歌史的重要问题》一文中提出，编纂诗史的基本原则应是“本客观的态度，作公正的判断，使过去诗家，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质言之即尊重原生事实。他说：

    文艺批评和诠述史实，是截然两件事。批评家站在现代文艺的立场，为他 进退过去诗家文家的标准，其合乎时代精神者，则极力表彰它；不合乎时代精神者，则极力抨击它。他们的目的，是在求文艺的进步，高下随意，这也原无足怪。史家是在叙述过去诗家文家努力所得到的总成绩，叙述事实，在确实而详赡，评品作家，要公正而平允。故对于某一时代所谓“当时体”，重在追溯它的远源，详考它的要旨，条具它的流品，和此派作者忽盛忽衰的原因，方才尽史家征信的能事。……虽然有不少的豪杰之士，不肯随波逐流，顺着当时潮流走去，冥心孤往，别求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他们的作品只好敝帚自珍，在当时的文章巨公，决不会赞许他，标榜他，……作史的人们，倘若遇到了这种无名作家，确是能够认识他们的真价值，也只好留下篇幅，在某种派别盛行的时候，略为提示，使读诗史的人们，加以深切注意，决不能专章叙述，把这种作品，放在“当时体”的上面。因为这类阐幽发微的工作，只能在论文内极力推阐，不能采入史材，致与事实上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