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宏观研究、文论研究与文献考证

    随着学术界对宋文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宏观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如在文体史上，文赋为宋代士大夫所独创，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因此也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曾枣庄《论宋赋诸体》（《阴山学刊》1999年第1期）认为历代赋各有其特点，宋赋未必就逊于西汉、魏晋、隋唐。宋赋诸体（骚体赋、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皆备，且力求革新，不肯蹈袭前人。赋的题材较前代更为广泛，作家们好在赋中发议论，往往以文为赋，使赋的语言散文化，由艰深华丽而变为平易流畅，追求理趣。何国栋《苏轼赋的散体特征及其形成》（《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苏轼在吸收前人创作经验的同时，用写散文的手法写赋，完成了由 辞赋向散文赋的转变，使赋体文学呈现出新格局和新面目。苏轼的散体赋特征在于散句增多、句式多变和笔法自如，这不仅体现出苏轼的创造精神、美学趣味、文学主张，而且体现出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又如”太学体”，在北宋曾盛极一时，也是古文革新的主要目标。但长期以来，由于文献材料稀少等原因，对”太学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太学建立之前的文体状况、早于欧阳修的张方平与”太学体”的斗争等问题，认为”太学体”是由景佑”变体”发展而来的，是”变体”的官方化，反映庆历年间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

    在散文史研究上，朱迎平《宋文发展整体观及南宋散文评价》（《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认为总体风格特征与唐文相异的宋代散文，其发展从北宋到南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应将其截然割裂为南北两段。如果立足于宋文发展的整体观来考察南宋散文，其成就还是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南宋散文继承并巩固了北宋大家奠定的宋文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始终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二、南宋散文在北宋散文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开拓，表现出新的面貌与特征；三、从创作实绩看，南宋散文从数量到质量都不容忽视。因此，在中国散文史上，南宋决不是散文发展处于低潮，作家作品沉寂的萧条时期，而是从创作到理论都十分活跃的相当繁盛的一个阶段。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南宋散文是宋文历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北宋的古文运动是与儒学复兴交织在一起的，作家们在进行散文创作的同时，大都具有鲜明的文论主张，这些主张既体现了宋人对文道关系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散文创作实践，因此向来为研究者们所注意。在1997－1999三年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引人注目。这其中，探讨欧阳修和”三苏”文论思想又是一个热点。祝尚书《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认为学术界对欧阳修的古文理论评价不高，一直嫌其过于道学化，其实是对欧的误读。该文将欧阳修置于宋初文学思潮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着重辨析欧阳修反对”诞者之道”的实质，就是要与宋初柳开、石介等人道学化的古文理论划清界限。然后分析欧阳修所谓的”圣人之道”是指”古圣人”的社会实践。因此，作者认为，他的古文理论与其说接近于道学家，还不如说”叛’道统’”更合乎实际。曾子鲁《欧阳修”道胜文至”说论辨》（《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一文认为，在欧氏文论中”道胜文至”是古文家思想、道德修养与古文创作关系的概括，”事信言文”是对古文内容与形式特征的概括，”切中时弊”、”穷者之言易工”是对古文家如何反映现实，以及作者处境与古文创作关系的概括，”其言易明而可行”、流畅自然是对古文风格与语言特色的概括。这些看法，构成了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理论体系，表现出与唐代古文运动理论同中有异的特点和自身的创新意识。寇养后《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则认为：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是指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之道。但是，欧阳修的儒家之道又非陈旧抽象的儒家说教，而是赋予新鲜具体的时代内容，这表现在欧阳修之道既与反对佛老相联系，又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对”三苏”文论，有总体性的研究，如周楚汉《苏洵文章论》（《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和《”文者气之所形”：苏辙文章论》（《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两文分别阐述了苏氏父子的文论思想。论及苏洵时，作者就认为其文论的核心是”风水相遭而为至文”的观念，因此，他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要”不得已而言之”，并出”文几于道”。他认为文章如五谷可以疗饥、如药物可以治病，”犹工人之作器，见其形以知其用”，这又是”文章工具论”的雏形。他用”风水相遭”为喻解决了令陆机困惑不解的灵感的实质问题。他的思想倾向对苏轼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党圣元《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质》（《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提出苏轼的文章创作理论系统主要由”立意”、”辞达”、”自然”三说构成，在苏轼看来，文章的第一要义是先需”立意”，其”立意”说的着眼点并非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而是在强调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兼有弘扬创作主体之个性特点和拓展文章表现的时、空境界之意。苏轼之”意”，不同于”道”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是个性化、情感化、审美化了的作者的思想境界，并受制于作者当下的境遇、精神状态，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而非如”道”那样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思想范式。苏轼的”辞达”说的基本命题是”辞”以”达意”，主要理论内涵是创建文学创作表现过程的美学原则，而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辞”的功用发表意见。”辞达”说的主旨是意在阐明传达过程中的美学原则以及文本的独立价值。又有阶段性的研究，如白清、王启和《论苏轼早期散文的创作思想》（《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论述了苏轼早期散文的创作思想，尤其对其散文中体现的保国安民的民本思想、贯通说以及反映生活真实的思想作了深入分析。当然，还有对重要理论命题的分析和研究，如孙民《关于苏轼的”辞达”说》（《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认为”辞达”说是苏轼后期提出的一个重要文论命题。”辞达”的说法源自 孔子，但苏轼却作出了独特的发挥。他认为”辞”之”达”决非易事。一难难在对”物理”、”物之妙”和”己意”认识不易；二难难在即使已有认识，但表达更为不易，非有高超的语言技巧不可。这一观点是针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给文坛造成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它有力地纠正了当时”千人一腔”粗陋文风，有效地保证了宋代散文的健康发展。苏轼的古文理论有与苏洵相似和继承之处。

    在对宋人文论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较新颖的视角。首先是不仅仅局限于作家这一个体。如罗立刚《论欧苏文人集团对”文统”建设的贡献》（《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就着眼于整个欧苏文人集团，来探讨”文统”的形成。作者认为，在宋代文人”道统”观的背后，强烈而鲜明的”文统”意识较”道统”更直接地影响着宋代文学，对宋代文学特质的形成具有更大的作用。在宋人”文统”观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以欧阳修、苏轼为首的两大文人集团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前者主要表现在创建”文统”，使之摆脱”道统”的束缚，后者则使之进一步完善，并更关注”文统”的内部矛盾，使宋代文学批评形成了辨”体”分”派”重”法”的特色。其次是通过古文选本来认识文论。如张智华《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的文论》（《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一文就从古文选本入手，分析了南宋古文理论的特殊形态。作者认为，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通过古文选本来阐发散文理论，这一作法开了风气。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楼肪编《崇古文诀》，他的朋友陈亮编《欧阳文粹》和《苏门六君子文粹》。之后，王霆震《古文集成》、汤汉《妙绝古今》、榭枋得《文章轨范》等古文选本相继问世。他们以选本的形式传播古文，同时也对唐宋古文运动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从而在南宋文论中形成一种特殊形态。再次是对理学家文论的研究。胡迎建《论陆九渊的文道观及其文学创作》（《晋阳学刊 》1998年第1期）分析了陆九渊的古文理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陆认为学好了道，文也就自然学好了，韩愈把文与道的本末关系搞颠到了，所以一开始就错了。道是充满宇宙，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万事万物之理，理与心相贯通，理存乎吾心，满心而发。道也包括人之性情。文在道中，道与文为一体，人能穷理则文亦充实。据文道合一的原则，陆氏还提出”艺即是道，道即是艺”。”艺”是写作之类的本领，是因学道而长进的。”艺”如果离开了道，就会导致人欲燃炽。由此，他归结为一个定律：”文道为一体，有道则有文。文道若背驰，人欲必炽燃。”他的主张对提倡文质相称即内容与形式一致，提倡真善美的一致，反对雕琢模拟之风有积极作用，但从不利方面看，将文统一到道的基点上来，强调末即是本，又势必使人忽视对艺术的探索及对美的追求。

    文献考证是宋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无论是对文学史上关键环节与关键问题的考证，还是对宋文文献的整理、考订、辑佚都是推动整个宋文研究发展的动力。如洪本健《欧阳修入主文坛在庆历而非嘉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一文就对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盟主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文章援用大量文献材料，证明欧阳修在庆历时已主盟文坛，此后，他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投入不断提高着他的声望，与朋辈后学的广泛交流又继续扩大着他的影响。他的成熟的散文作品的不断涌现，充分显示非凡的创作实力。沈杰《〈文章轨范〉简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则较全面地研究了《文章轨范》这一宋末谢枋得所编的文章总集。认为它对选文的评点公正合理，能抓住其主要的艺术特点，它开了宋代另一评点格式之先河，具有独创性，在历代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本身提供了研究编者思想的资料。在辑佚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河《曾巩佚着〈南丰杂识〉辑考》（《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7期）一文。作者非但确定了宋人屡屡提及的《南丰杂记》、《南丰杂志》等应定名为《南丰杂识》，是曾巩唯一一部文言 小说类着作，而且还从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及《锦绣万花谷》中辑出曾巩佚文七篇。此文堪称曾文辑佚的一个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