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公十四年当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上推，各鲁君在位年数皆依《鲁世家》，得：鲁真公元年当公元前854年，鲁献公在位三十二年，元年当公元前886年；鲁厉公在位三十七年，元年当公元前923年；鲁魏公在位五十年，元年当公元前973年；鲁幽公在位十四年，元年当公元前987年，鲁炀公在位六年，元年当公元前993年；鲁考公在位四年，元年当公元前997年。

    首代伯禽，《史记》失载在位年数。刘歆《三统历·世经》云：“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33]皇甫谧《帝王世纪》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34]故伯禽在位四十六年，推得元年在公元前1043年。

    据《鲁世家》：“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并兴反。于是伯禽率是伐之于

    ,作《誓》。”《誓》即《尚书·费誓》，《尚书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尚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为证。

    故伯禽即位当在成王初立之时，管、蔡、淮夷反叛之前。据《逸周书·作雒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周公立，相天子。……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今本竹书纪年》同系武王卒于十二月。而周公摄政，伯禽受封于鲁，并当在此月，故伯禽即位实当周武王之末年[35],周成王元年在伯禽二年公元前1042年。

    [美]倪德卫[36]、[美]夏含夷[37]、周法高[38]、赵光贤[39]等分别采取不同方法和途径，确定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其中周法高、赵光贤根据历谱推算，周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算相同。

    据《尚书·金滕》，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下文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未标明纪年，因此后世学者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一年：《逸周书作雒解》

    [2]二年/三年：《尚书·金滕》作“既克商二年”,《史记周本纪》作“即克殷后二年”,《史记封禅书》、《鲁世家》作“克殷二年”.《孔传》、《资治通鉴外纪》并以为“既克商二年”为伐纣次年，也就是说武王克商起在位二年。但始自王国维氏，以为伐纣后两年，即武王克商后在位三年，以后郭沫若氏、李仲操氏诸学者多从之。

    [3]四年：东汉郑玄《 诗谱·豳风谱》。又，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天象取此说，确定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

    [4]六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帝王世纪》

    [5]七年：《逸周书明堂解》、《管子小问》、《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

    [6]七年/八年：《管子七主七臣》“克殷七年”,《汉书律历志》引《三统历世经》“克殷后七年”.如上所训，可为七年或八年之解。

    主要天象资料除《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专题研究的《国语·周语·景王问钟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以外还有丙子月蚀、彗星、五星聚于房等，这些天象都存在很大争议，现仅对丙子月蚀加以讨论。

    《逸周书·小开》载：“唯，三十又五祀，正月丙子拜望，王念曰：食无时，妍后嗣谋……”如果认为这是周文王三十五祀正月望日丙子发生的一次月蚀，据《中国天文学史·第二章·四》，该月蚀发生在公元前1065年3月13日望日丙子零晨1时4分至4时57分，食甚3小时53分。故知周文王三十五年当公元前1065年，周文王元年当前1099年。

    附按：由西北大学黄怀信教授主持研究的文献可信性专题，认为这不是一条月蚀纪录，但是这一条纪录，如果是月蚀，它的时间恰好确证了武王克商之年在前1046年。所以黄怀信教授对文献的断句与训读仍然值得商榷。

    《尚书·多士》、《史记·周本纪》云周文王在位五十年[21].故知周武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9年。周文王受西伯之命，至于武王崩葬，此间曾使用周受命纪年。据《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又《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周武王伐纣，携文王木主出征，观兵于孟津，伯夷、叔齐又当面指责武王“父死不葬”,

    怎能有死后九年或十一年还未安葬之理？所以这绝不可能是武王即位之后九年或十一年时所发生的事。从武王先后两次伐纣，第一次仅至孟津而还，两年之后第二次方克殷。则观兵孟津之时，当在文王三年丧期之内，故云：“父死不葬”.只有使用受命纪年，以文王崩后两年观兵于孟津（在三年守丧之期内），又两年即武王四年克殷，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于周文王受命的年数：

    《尚书大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纪》：“断虞芮之讼，为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邗；明年伐崇后虎；明年西伯崩。”并以为周文王受命七年而崩。由下文可知，伐犬夷当在受命四年，《史记》年序误。

    《周本纪》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孽孽无怠！‘武王乃作《太誓》。”下文云二月甲子克商，不书年份，似十二年。而《鲁世家》：“武王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史记·齐世家》：“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又均系于十一年。甲子当在二月，戊午在甲子前六日，知“十二月”当为“二月”之误。而所云“正月甲子”,系使用殷正，以建丑之月为岁首，故云“正月甲子”.由此知《史记》实以十一年克商。其十一年，正是文王受命之后的七年和武王伐纣时四年的总和。《世经》引孔安国《尚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作《太誓》。”今本伪《尚书·泰誓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世经》：“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盖刘歆为合《三统历》而妄改。查《周本纪》所引 古文《太誓》之文，不见于今本伪 古文《尚书》，应为《太誓》原文。根据文意及《史记》，《太誓》分明是武王克商之前在孟津大会诸侯时的作品，刘歆以其为观兵时所作，而将武王克商系于十三年，显误。贾逵、马融、王肃、韦昭均未见原本古文《太誓》及《书序》，因而皆同刘歆之说。此后，晚出的伪孔传《古文尚书》云：“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由于此后伪《古文尚书》的地位，所以九年之说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是研究武王克商年代不得不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尚书大传》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郑玄云：“犬夷，混夷也。”《 诗经·小雅·采薇》：“混夷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盖指文王受命四年伐混（昆）夷之事。混夷之名，《尚书大传》作“犬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正义引《尚书大传》作“畎夷”,《周本纪》作“犬戎”,《帝王世纪》及《今本竹书纪年》作“昆夷”,《 诗经》作“混夷”,均是同一国。周文王受命之年当从《尚书大传》及《周本纪》为受命七年而崩。故受命元年当周文王四十五年（公元前1055年），受命四年当周文王四十八年公元前1052年，查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是年正月丁丑朔（前1052年1月4日），丙子为丁丑前一日，完全可合，进而证明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逸周书世俘解》云：“二月既生霸，越五日甲子，朝至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此记载武王伐纣在甲子日克商亦见于铭文记载。《利簋》：“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时克商。”证明史载无误。《世经》引《尚书·武成》：“（十三祀）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

    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由“翌日辛亥……粤五日乙卯”辛亥至乙卯恰为五日，知“粤……日”包括起止两日在内。

    按：“粤若来三月”当为二月。从一月壬辰至于甲子，中间只有33天，既死霸在月之下旬，故知甲子不可能到三月。刘歆《三统历》不察，为能将甲子排入三月，强在二月之后加入闰月，然当时采用年终置闰之法已早有定论，故知此二月必误。今查《世俘解》：“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又《国语·周语》：“王以二月亥夜陈”,《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王朝步至于商郊牧野。”并系甲子于二月，故知此“三月”当为“二月”之误。由此可得二月既死霸庚申，查证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可与公元前1046年实际天象相符。

    [四]成、康、昭、穆、共五代年代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在位十九年，李学勤先生考订《静方鼎》、《中方鼎》（二）、作册令簋、令方尊、方彝诸器历日，确定了周昭王十九年当公元前997年，后又修正为公元前977年（十九年置七闰之后，历日基本重复）。这样周昭王元年在公元前995年，周穆王元年在公元前976年。

    根据《史记周本纪》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鲜簋》：“惟王卅又四祀，惟五月既望戊午”,李学勤先生确定在周穆王卅又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