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及子女在香港合影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媒妁之约——张琼华
1912年旧历正月十五日，20岁的郭沫若奉父母之命，和苏溪张家的姑娘琼华结婚。结婚仪式依照旧俗，他身着长袍和对襟马褂。
提起郭沫若的婚事，说来话长。本来他在10岁以前就订了婚，可女方没过几年便夭折了。后来，县视学王畏岩先生遣人到郭家替女儿说亲，论年龄与郭沫若相当，偏偏他五哥的未婚妻刚刚亡故，王家小姐最终成了他的五嫂。郭沫若自此以后便不愿订婚
头年的一日，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说，母亲已给他订了婚。女家是苏溪场的张家，门当户对，母亲又亲自去看过人，说女子人品好，在读书。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没经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旧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沫若不便拒绝，只好趁这一年的年假回故乡时草草完婚。
喝了交杯酒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对面。揭开新娘头上的脸帕时，郭沫若心里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个仔细，但相貌不如人意。郭沫若在极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张琼华从入门的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主”的难处。
婚后第5天，郁郁寡欢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
张琼华，这位被重重封建礼教紧紧束缚的女子，独守闺房，孝敬公婆，对郭沫若从未产生过哀怨的情绪。她虽无西施般貌，黄氏般才，但她有一颗忠厚善良的心。郭沫若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陆续寄回来的书信……张琼华全都珍藏起来。
异国之恋——佐藤富子
1916年8月初的一天，郭沫若从日本冈山来到东京。他到东京来，是为不久前去世的友人陈龙骥料理后事的。他来到陈龙骥曾经住过的京桥区圣路加病院，无意中见到了一位年轻的看护。她的身高约有1米67左右，体态丰润，圆端端的脸庞上闪耀着一双灵活的眼睛，这就是佐藤富子，是年22岁。
在这位年轻的护士面前，郭沫若不知怎的有些脸红起来。一种异样的感觉，掠过了他的心头。他故作镇定地向富子说明想拿X光片的来意。
两人简短对话之后，互留了通讯地址，两人开始通信。
佐藤富子生于1895年，仙台人，她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毕业后，只身一人从仙台来到东京，在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了看护妇。
郭沫若一遍遍读着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带着苦味的甜蜜，他当即给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立刻爱上了您。”
几天以后，佐藤富子读罢郭沫若的来信之后，禁不住笑起来了，心想：“这是情书啊!”
从那以后，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一个星期要通上三、四封信。夏去秋来，通过纸上谈心，他们相知相爱。
转眼到了年假，郭沫若再次来到东京，他要和佐藤富子商量一件大事：“我劝你改进女医学校，我可以把我一人的官费来做两人使用。”
郭沫若自愿把自己的官费拿出来帮助佐藤富子进女医学校深造，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一个月的官费起初仅有33元，并不富裕。但他认为替自己所爱的人尽些微薄之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佐藤富子很感动，同时又有些犹豫，她想了想对郭沫若说道：“只顾自己的私图，不顾你的甘苦，这样的事情我是不忍做的……”
郭沫若注视着佐藤富子，把他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女医学校每年3月招生，时间紧迫，病院里整天忙碌不休，没有准备的余暇。我看你同我到冈山，认真准备，好不好?”
佐藤富子最终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他们住在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时间虽然是寒冷的冬天，可他们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
郭沫若得到了佐藤富子的爱情，他给她取了个中文的名字：安娜。
郭沫若和安娜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直到安娜生了长子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
忘年之交——于立群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经过介绍与小他24岁的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仅仅20来岁，梳两条小辫，穿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却丝毫没有感染到几乎无人不染的时髦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她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从此以后，他们常常见面。
于立群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战争年月，北上的路途充满艰难险阻，郭沫若劝告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设法到陕北读书。
于立群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他没有告诉于立群。所以，当于立群在香港见到郭沫若时，真是有些出乎意外。在此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
12月6日郭沫若与于立群等人又乘船到达广州。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复刊。
郭沫若来广州后住在新亚酒楼。 元旦这天，他突然接到来电，让他去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的，为了结伴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
新亚酒楼，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而对 郭沫若来说，则意味着他在婚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于立群出生于官宦人家，后来破落了。受到家庭的熏陶，她喜爱书法，能悬肘写一手黑顿顿的正宗大颜字。于立群性格文雅娴静，住在新亚酒楼里整天只是不声不响地读书写字，和她写的颜体字一样，带些严肃的神情。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擅长书法的郭沫若兴味盎然，自然地充当起老师，陪着她一连写了几天大颜字。
笔能达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过了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样浓得化不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