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在工作。

“文革”刚结束，复刊不久的 《人民文学》，恰逢主编张光年生病住院，选题就靠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仙会”来定。 1977年9月18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编辑们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候。

也不知是谁，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发现了这个人，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竟然谁也不知道。

这人就是陈景润，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他是“白专”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气得跳楼，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结果连伤都没受；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刷牙不洗脸；有人说他财迷，棉袄都舍不得买，就用两个棉毛衫，里边装上棉花，一绷。

这样的人能不能写?当时，“白专”可是顶“大帽子”。经过激烈的争论，编辑们达成一致，就写陈景润吧!找谁来写呢?最后确定的人选是徐迟。

偶然的机缘

让陈景润出名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时任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的罗声雄讲述了这件奇事。

1973年2月的一天，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罗声雄，也许是自觉身体不行时日无多，他突兀而神秘地说：“最近，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 ”

“论证过程有问题吗? ”罗说。“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 ”“只要是真货，就不怕。 ”

这里所说的猜想，是指对“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化论证。陈景润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经6年攻关，写出了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他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白，自己顶着“白专”的帽子，“猜想”又远离实际，论文肯定难以发表。

为了给陈景润打气，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决定跨过数学所党委，把事情直接捅到院里。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工作简报，径直送到了中科院领导处。副书记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顿感眼前一亮。

在随后的全院大会上，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不过他没提名字。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专门负责科技报道，听到此处，她心中一动，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得知这个人叫陈景润，“是个怪人! ”

第二天，顾迈南就到了数学所，接待她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可他至今还活着。 ”

随后，顾迈南迅速写了两篇“新华社内参”，专门报道了陈景润。离陈景润和罗声雄谈话还不到半个月，陈景润的机会就来了。

江青在“内参”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 ”毛泽东大笔一挥：“请文元同志办。 ”姚文元又作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

罗声雄奉命作科普文章，向领导介绍“哥德巴赫猜想”，至于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他说不出来，只好请“哲学家”去体会了。

陈景润事件

事情进展神速，接下来就有了中关村88号楼的一幕。

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茶房里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 ”

迟群身后，还有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谢振华，协和医院院长张孝骞及其他医学权威，武衡也陪同在列。

陈景润完全懵了，主席怎么会知道我这么个助理研究员、“白专”典型?莫不是造反派抓人来了?他迟迟不肯开门，喧哗声中，同楼的几十个居民都聚到了门口，有的只穿着裤衩背心，冻得上牙打下牙，整个88号楼，犹如刚发生了地震。

陈景润出来了。迟群何许人也?毛泽东的联络员，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竟然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着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

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第二天，对政治莫名其妙的陈景润，不顾“最高指示”，逃出了病房。结果又是天下大乱，全院上下寻找陈景润。

伟大领袖亲自关怀 “白专”分子，与“文革”中的气氛格格不入，种种错位，让科学院开了锅。人们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展开了辩论。相当多的研究员大受鼓舞，“看来，只要有真本事，领导还是重视的”。随后，陈景润的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发表了。

采访陈景润

据陈景润秘书李小凝转述，徐迟写出洋洋万言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跟陈景润只见了三面。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的一个秋日，《人民文学》前副主编周明陪着去的。陈景润的手拢在袖子里，有点心不在焉地说，“哦，你们来了，我很高兴，很高兴”，一直说很高兴。一听说自己是报告文学的主角，又说，不要写我，写写老前辈，写写老科学家，写写领导人。他当时说了一串领导人的名字，每一位前面都加上了“敬爱的”，完全是报纸上的字儿话。徐迟笑了，说我不是写你，我来写数学界。陈景润松了口气，天真地说那我一定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聊起来。

徐迟问，“哥德巴赫猜想”进展如何了?

陈景润回答：到了最后关头。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再问他最近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正在写回信。

原来，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邀请他去芬兰参加数学家大会，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各国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两名，一个是日本学者，一个便是陈景润。

陈景润请示领导，没想到中科院副院长方毅让他自己答复，这可让他大费脑筋了。最后，回信大致讲了三点：一、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简直出乎意料!看来陈景润没有传说中那么“痴”，那么“傻”。

虽然陈景润讲话的时候，夹着报纸上的套话，但他那种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徐迟有一种感觉：陈景润没有生活在我们中间，他活在数学王国里。

不能承受之重

《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文学》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他成了科学的代名词。

那股“陈景润旋风”，将他从数学世界中拉出来，让他不得不去扮演各种角色。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

报纸、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 “怎样才能学好数学”……这一切，陈景润似乎责无旁贷。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 《哥德巴赫猜想》后，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在数字、公式、符号中，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

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信件等着他拆看，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要跟他学数学，跟他探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话，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红又专”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经常是一身草绿色军衣，草绿色解放鞋，斜挎草绿色书包的打扮。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徐迟去看陈景润。房间里依然堆着五六个麻袋，不过都是群众来信。一个麻袋单独放在一边，全是女孩子的求爱信。

陈景润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特地来看望他当年的学生。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

放弃“猜想”

徐迟晚年所读所写均是高能物理、相对论等问题的书。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发行了上百万册。然而到了90年代 《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5千册的印数了。徐迟为此百般焦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陈景润也无可回避地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要问，“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么用?甚至连一些数学家都说，陈景润不过是时势造英雄。

“无用之用”导致他的事业后继无人。陈景润的专业远离市场，除1978年有百人报名他的研究生外，往后数年，报考的人寥寥无几。

科研经费的短缺，也令他的5人小组难以为继。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陈景润时，他谈到了他的忧虑：“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连出差都难，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更不敢请人来。 ”记者发出感叹：“没想到一个大数学家还须精心计算这么一笔细小的经济账。 ”

陈景润以“哥德巴赫猜想(1+2)”著名，普通公众，大概以为陈景润一直在向(1+1)的证明发起冲锋。其实，陈景润清楚地知道，以现在的数学工具并不能破解(1+1)，1974年以后，他便决定放弃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不能骑着自行车上月球”，陈景润如是说。

1984年查出的帕金森综合征，让陈景润几乎失去了一切。自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和徐迟便没有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交往，但两人对科学却是一样的执着。

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陈景润与世长辞。同年12月12日，徐迟在武汉的病房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