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闲话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早没了当年盐商云集、财货辐辏的盛况。平山堂前桃花渡，瘦西湖侧柳絮红，景物依旧，却向哪里去觅风流太守风流诗?前些年有个大小说家李涵秋，作一部《广陵潮》，专写民元后的扬州，才见得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百代繁华，只剩得二分明月，与一座萧条衰败的旧江都。

几个月前，从江南哗啦哗啦地退下来许多兵，一气涌进扬州城，找房屋，征粮草，人欢马炸，倒是给素常清净的街道添了几分喧腾。只是家家紧闭门户，反显出这一份热闹的诡异。这些年，兵来兵往，马蹄都快把大街的青石板踏碎了，扬州人大约也麻木了。只要地方绅商维持得住，这些兵不至于烧城掠户，就随他们去吧。

有一个人不这样想。

此人叫许蔼如，是城东利源记当铺的少东，家境不错。许蔼如年轻时，曾经被家里送到上海读过两年大学，算是新文化人。回乡多年，日子倒也安稳，吃早茶，淴晚浴，平日常见他跑跑衙门，或者在街头握一管笔，往本子记些什么。然而人是很好的，遇见叫化子，照例是五六个铜元，家里生意虽不大管，也并没有坏下去。

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县衙门前的告示上，打了红勾。

1927年8月24日，北伐军在大胜关附近发现孙传芳军队乘坐大批民船渡江。从这一天起，十余万南北军队在长江两岸开始了长达七昼夜的血战。史称“龙潭之役”。

由于渡江中流遇袭，孙传芳虽有英国炮舰的掩护，仍然难逃一败，30日夜，孙军丢下一万余名俘虏和两万余支枪，溃逃回江北。经此一战，北伐成功，已指日可待。

南京政府有没有及时收到孙军渡江的情报，众说纷纭。但就在8月24日当天，上海《申报》、《新闻报》都用三号字在头版登出了“孙传芳军队即将渡江”的报道。掐算时间，报馆得到消息时，孙传芳军队的船只还没有出发。

许蔼如在上海读的是商科，但他对做生意兴趣不大。倒是每天读的《申报》和《新闻报》，让他对记者这个行当生出了羡慕之心。回乡后，他主动去信上海两大报，愿意担任两报在扬州的访员。

当时上海的大报将全国各地区通讯划分为几个等级：首都北京，自然是一等，天津次之，汉口、广州又次之。湖南河南这些南北交战的要地，不过是三等，小小一个扬州，既非战略重镇，亦非通商口岸，只怕要排到五等六等去了。许蔼如有没有新闻稿寄来，大报馆的编辑根本不会在乎。只有许大少自己，总觉得有乖职守，一个访员，找不到新闻，算什么呢?

孙传芳军队北撤，驻防扬州，百姓都怨气冲天，许蔼如倒觉得是一个机会。不过孙军驻防以后，扬州的邮电检查骤然收紧，有消息也传递不出去。等到孙军将要渡江的消息传来，许蔼如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冒险跑到电报局给上海发了个电报，电文只有四个字“孙军渡江”。

许蔼如的电文究竟是怎么通过宪兵的检查的?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渡江失败的第二天，就有人将许蔼如发电报的事，报告了扬州防守司令。

扬州防守司令刘士林，是孙传芳的外甥。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即下令逮捕许蔼如。许家在扬州，也算是有头有面的大户，许太太到处请托，可是军队的事情，谁敢拍胸脯?一直拖了四五天，最后由本城商会出面，三百多家商铺联名作保，刘司令才松了口。

许蔼如是被担架从县狱抬回家的，脊背被皮鞭子打得稀烂，人只剩了半口气。许太太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人只顾劝：人回来就好，养伤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将来莫再和背时的报纸打交道啦。

许蔼如的背伤还没有换第二遍药，孙传芳到了老河口。

刘司令把许蔼如发电报的事，一五一十报告孙传芳，还添了句话：“要不是许某发这个电报，南京政府不会早做预备，我们也不会败得这样惨!”

宪兵们把许蔼如从家里床上拖了出来，一直拖到老河口的河滩上，两挺机关枪不停地扫射，直到把许蔼如打成肉泥。孙传芳还下令，江边曝尸三日。

隔天，衙门贴出告示，告示上说，许蔼如充当奸细，出卖军情，现已依律正法，以儆效尤。

诛杀奸细，何代无之?不过，许蔼如与过往的奸细不同，他不是为了钱财(当时各地访员没有固定薪酬)，也不是基于政治信仰。他的初衷，只是想尽“访员”的职守，为中国人刚刚熟悉的“舆论”贡献一点力量。

大公报复刊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这样评价从晚清到民初的中国报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不同的是，中国报人没有英美同行的办报环境，一部中国现代舆论史，字里行间，不仅油墨濡染，更有血迹斑斑。许蔼如的事迹，若不是有位同乡偶尔记了一笔，还有谁会记得他?便是当年名震一时的报人，又有几位不是寂寞地留在史书晦暗的角落里?

教父梁发

我想写这个人的故事已经很久了。

他叫梁发，又叫梁阿发。一听就知道是广东人啦，爱阿不阿的。他的家乡离广州70英里(也有人说200里)，不知道是粤东哪个县，总之比较偏远。家境贫寒，11岁入学，只读了四年私塾，就来到省城打工。那是嘉庆九年(1804)的事。

他在广州当学徒，学的是画工和木版印刷。干了十余年后，一个洋人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爪哇国做几年活。他想了几天，好在还未娶亲，去就去吧，家乡去那里的人也很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嘉庆二十四年，梁发回到家乡。可是他的身份已经大变，他刻了一些版，印成小册子，分送诸亲友。大家这才知道，梁发已经受洗入了基督教。大家还听说，他在爪哇帮着鬼佬教士刻书，但是和唐山的书不同，那是每月定期出版的，名字老长老长的。

梁发的行径很快被官府发现了，异端!逮捕，烧书，毁版，笞三十。那时洋人的势力远不如后来，但还是足以把他保出来，送回爪哇。梁发虽然吃了些苦头，却让洋老板看到了他的虔诚。四年后，他被聘为伦敦传道会助手，又四年，授教士职。就这样，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华人基督教士。

道光十九年(1839)，梁发50岁，他再次回到了广东。他死的时候66岁，16年间，他目睹洋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天大起来，中国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他隐约知道外面天下大乱，可是老迈的梁发不会想到，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变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历史书上说，在梁发回国前两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劝世良言》已经在广州等地流行。一位来广州考举人落第的秀才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回乡后，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细读了这本书。他又把这本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十年后，他们根据这本《劝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

梁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正如他也不知道，他在爪哇帮洋人做的那些事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那个后来大家叫做马六甲的地方，他负担了一份中文杂志的刻印和编辑。他毕竟上过四年学，懂得中国人的想法，他来编中文杂志，效果比那些洋人当然要好。

他编的杂志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果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弄错，那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刊物。

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这一年，“中国报业之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当一名低级编辑，《申报》创办人美查还是个英国小混混，而未来的《申报》主笔蔡尔康刚刚两岁。我们还要等上18年，才会诞生一个与梁发同乡同姓，凭一张报、一枝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

救命钱

彭翼仲一生办报，有三次生死关头，这是第二次。

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京话日报》出版。问问北京九城的老少爷们，什么是报?一准有人告诉你：洋报!福音堂里洋鬼子神父派的小册子，叫个甚《万国公报》，北河沿开洋货铺子的日本人、高丽人，看的那叫《顺天时报》，上面不印咱大清的年号，叫个“明治”!

那都是洋鬼子骗人的玩艺儿。瞅着吧，等老团回来，把报馆都毁喽，办报的人，都咔嚓!砍头!

你给他说：这是咱们华人自己办的报，看报可以长见识，可以代游历，可以发财，可以治病，可以省钱……才卖三个铜子一份。白给也不要!

在街边树上阅报牌，见天儿贴上一份报，实指望大伙儿看成习惯，知道报是个好东西。没几天，报被撕了，阅报牌被拆烂，塞了哪家的灶膛。

报馆访员上各处地方去访事，谁都是捂着堵着……对你有利的事儿你怕人知道，对你不利的事儿你捂着干吗?大公馆的门房，嗬嗬，出去，出去，跟赶狗似的。但凡跟报馆有点子来往，就有人背后戳脊梁骨：好好一个人，怎么就当了汉奸!

这报，它能不赔吗?

前半年，赔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因为张数太少，印刷模糊，所以售路不广。好!老彭把家里住的房子抵押出去，还找亲家借了钱，添了新印刷机，每份报从四版改成六版。

到年底，还是赔。这年关，怎么过?

彭翼仲将箱底子翻了又翻，什么值钱的都没有……终于想起，老太爷留下一块钻石表，总可以抵个几百块的，虽说是老太爷唯一的遗物……太太说，在老宅呢，几个兄弟守着，一时半会想取出来，难!

要债的堵在门口呢。

想起一个人，吴幼舲。提笔写条子，以此物为质，求抵二百两银子。当物一时不可得，乞兄凭空暂借二百两。

信送出去。心下忑忐：这样子空手求人，靠得住么?大年下的，谁家不急用现钱?要是回报说没钱，债主子怎么打发?这报还怎么往下办?

一滴泪滴在空白信笺上，顷刻洇开。抓起一把裁纸刀，试了试锋，飞快。在墙上刻了八个字：子子孙孙，莫忘今夕。持刀，坐定，只等来人报一声没钱，就用它殉我的《京话日报》吧。

嗵嗵嗵，院门捶得山响。太太开门声，交谈声，脚步声。郭四响亮的嗓子：“二老爷，吴老爷的钱借得了!”

转过年，《京话日报》继续出版，加赠附张，仍售三文。

发配新疆的理由

候补同知彭翼仲，庚子事变后突然弃官不做，于光绪三十年(1904)办了《京话日报》。这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人，指摘朝廷弊政和不良官吏，同时极其反对义和团，也不喜欢南方的革命党。它的宗旨只是：开民智，开兵智，开官智。

1906年，《京话日报》已经成为北京影响最大的报纸，日销一万多份。彭翼仲又办了一份《中华报》，每日忙得不可开交。朋友介绍了一对日本的藤堂夫妇(其实丈夫是中国人，叫任文毅，娶了藤堂梅子后，改名藤堂调梅)来北京找他，彭翼仲就将他们安排在京话日报社的后院。一切都很正常，只是那个藤堂调梅，长得实在像一个人。这一点也没人在意，北方民众谁也不认识那个人，除了那些从天津就开始尾随藤堂夫妇的密探。

第二天，北京侦缉队长史伯龙来访。他和藤堂调梅大谈其天，话里话外都在套话。藤堂居然就顺着调子，大谈他此次来京，是要向朝廷上条陈，以挽回国运云云(都是疯话，此人在上海还自称是慈禧太后的私生子)。史伯龙辞去，不久就带人来抓藤堂。彭翼仲勃然大怒，坚决不交人。这下惊动了外城警察厅和民政部。他们会商的结果，认定藤堂调梅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于是先逮捕彭翼仲，再去抓藤堂夫妇。

孙中山!藤堂相貌风采，酷肖那位南方革命党党魁!可是毕竟只是像而已，藤堂调梅在北京有很多姻戚可以作证，何况藤堂已经入了日本籍，日本使馆出面，警察厅只好释放。怒不可遏的彭翼仲当然不依不饶，威胁要上诉都察院。北京报界也一齐发动，攻击警察厅非法逮捕报人，摧残舆论。北京警察厅擒虎容易纵虎难，知道一放彭翼仲，此人定不肯善罢甘休，加上平时就对《京话日报》怀恨在心，于是设下了一个陷阱。

他们将彭翼仲移到一所空宅看管，非常优待，还允许彭的小妾入内随侍，又派一名科员朱纶担任“陪伴员”。彭翼仲的小妾听说警察厅对彭意图不利，带了支手枪防身。没几天，朱纶向警厅禀报：彭翼仲不服讯问，擅自开枪，击伤警官。民政部立即具奏朝廷。很快，奉旨：彭诒孙(翼仲)着发往新疆效力十年，《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查封。奇怪的是，彭的罪名改成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看来，“孙文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引子。此事的主使，据说是袁世凯。

北京舆论大哗。很多市民天天看《京话日报》，早就把彭翼仲当成了好朋友，加上彭经常到戏园子里演说，认识他的人多得数不清。可是谁又能改变西太后的懿旨?起程那天，北京市民齐集大佛寺，达数千人，赠送程仪无算。还有一个《京话日报》的“讲报人”醉郭，自愿陪着彭翼仲发配新疆戍所。

这一去，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清廷逊位后，彭翼仲才被放归北京。他雄心犹在，复办了《京话日报》，但是人已经不行了。没两年，就将这份报纸交给了他儿女亲家梁济的儿子，梁漱溟。从后来当面抗争毛泽东的梁漱溟先生身上，依稀能看见他这位姻伯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