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63岁的朱清时，曾是中国少见的敢于公开和教育部唱反调的教员。这位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的勇敢和犀利，被无数的媒体传播和放大。他俨然成为教育界的良心，并因此声名远播。不过，这位盛名之下的校长在中科大校内却争议不断，有人称其为“称职的学者、不称职的校长”。...

一年之后，朱清时重新成为校长，同样还是“科技大学”，离开中国科技大学后，他成为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

他一贯的高调言论，使媒体再次向其聚焦。这些让公众振奋的言论中，最闪耀的是:要给南科大“去行政化”，实现“教授治校”。

这些在1917年由蔡元培首倡的治校理念，成就了北大在二十世纪初的辉煌，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教育界稀缺的良药。当朱清时公开举起这些大旗时，他成为被寄予厚望的先驱。

事实上，朱清时在主政中科大十年时间里，也曾多次提及“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直到2008年9月——他卸去校长一职时，这些看上去很美的“口号”，仍然停留在口上。这位总是语出惊人的院士，能够在体制更加自由的南方实现自己的理想吗?梳理其主政中科大的十年，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母校轮回

从中科大近代物理系毕业，回校任教时已经成为化学届的翘楚，一个轮回，朱清时完成了在那个年代难得的学术积累。

1968年12月，北京玉泉路中科大校内。23岁的朱清时走进房间，来到一男一女两名工宣队员面前。两人问这位近代物理系的毕业生，是否愿意到天津塘沽盐场当工人。朱说愿意。两人又问，愿意到青海省西宁市山川机床铸造厂当工人吗?朱也说愿意。

这样，朱清时“自愿”被分配到了青海。远离大城市的好处，直到多年以后才体现出来。

在青海，他最初是换高炉里耐火砖的修炉工。当时，这个大厂聚集了100多名大学生，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弥漫。

1974年，中科院受命做一批重大项目，追赶国际科技前沿。当时，因为“文革”的冲击，全国位于各大城市的研究所大都已关闭或者瘫痪，青海的中科院盐湖所仍在运作，于是就将激光分离同位素项目争取下来。盐湖所的强项是化工研究，而激光分离同位素需要物理学背景的人才，于是需要召集物理系大学生。朱清时闻讯自荐，一举成功。1975年初，他开始做激光分离同位素研究，还是国家重大项目，他因此领先了同辈人至少五六年。

1979年，朱清时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中的一员。1982年回国时，他返回了青海盐湖所，两年后被调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1988年6月，朱清时在剑桥大学成功证明长寿命的局域模振动态，由此成为选键化学领域的主要科学家之一。

三年之后，45岁的朱清时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他是当时新中国培养的最年轻的学部委员。(1993年后，国务院批准中科院学部委员改成院士——编者注)

就在朱清时毕业次年，母校中科大被确定南迁，以防可能的战争。1970年，中科大由北京迁至安徽省合肥市。搬迁过程中，图书、器材、教员均流失大半。这座创办于1958年并迅速跻身国内一流的大学，元气大伤。虽然1980年代中科大曾经一度中兴，但进入1990年代，这所大学的辉煌逐渐远去。

时任化学物理系主任的俞书勤，为化学系复兴想到的点子是引入院士。他将目光投向朱清时。这其中的渊源是，中科大由中科院一手创办，大连化学物理所是中科大化学系对口的指导者，俞书勤对朱清时十分熟悉。1992年，俞书勤致信朱清时，表达希望他回母校工作的意思，得到朱清时的积极回应。

1994年9月，朱清时调到中科大化学系任教。同一年，刘有成院士也成功引进。俞书勤十分得意地回忆:“这样，我们一年就引进了两个院士。”

这样，48岁的朱清时在兜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母校。

从教员到校长

“2000年以前，中科大化学学科整体实力，也许能进入全国前十名，但排名肯定靠后。”俞书勤说，到2003年，全国评估时，中科大已是排在北大、南大之后季军。朱清时是功臣之一。

1996年上半年，也就是朱清时重回中科大约两年后，化学系升格为化学与材料学院，50岁的他出任院长，俞书勤任常务副院长。短短数月后，朱清时即在8月份出任中科大副校长。

俞书勤回忆，当时朱清时能上位的原因之一是校方考虑从化学学科方向内挑出一人，院士又成为优先考虑的人选。当时整个中科大只有六名院士，化学系的两名院士中，刘有成院士已年近八旬，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

对副校长一职朱清时没有推辞。他对《科学时报》记者说:“因为当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负责研究生教育，我在大连时一直管研究生，还是有些想法的，觉得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让我做我就做了……我的朴实想法是:在国外很多教授都兼过系主任、校长等职，他们没有转换什么角色，只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去做，总有机会做好。而且，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在学习。”

朱清时的履历，很好地诠释了“学而优则仕”。他从前一直都是课题组长、研究员等角色，几无行政岗位的历练。重归中科大后，他在行政职务上飞速上升。两名熟悉朱清时的人士都表示，这是他的大幸，也为他留下一些缺憾。

担任副校长不足两年，朱清时又在1998年6月出任中科大校长。四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即从教员“扶摇直上”，问鼎校长宝座。

这一次朱清时犹豫了。科研工作仍处上升期的他事后回忆，当时犹豫得非常厉害，因为心里很清楚一做行政工作，科研肯定会受到影响。不过，他内心的天平最后还是向做校长倾斜了。

让天平倾斜的理由是，他认为一流的管理者比一流人才更重要

面对良机

1998年恰逢中科大建校40周年。六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为中科大题词:“面向二十一世纪，建设一流大学，培育一流人才。”这样的期待，显然不会让刚刚扶正的朱清时感到轻松。对中科大而言，国家领导人的关怀预示着一段好时光的来临。

1999年，教育部、中科院和安徽省签署重点共建中科大的协议。三方约定，1999年至2001年，三方各投入建设经费3亿，2001年后继续给予必要的支持。四天后，在一片高校合并的浪潮中，中科大吃掉了原属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合肥经济技术学院，这意味着300多亩的校园和每年千万计的财政拨款收入中科大囊中。

这一年，朱清时的心情或许不错。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他最该好好谋划，如何利用这些“厚爱”，让中科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朱清时领导的团队最终拿出了一份富于雄心壮志的规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规划》。按照规划，到2018年建校六十周年前后，中科大要建设成为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所精而不刻意追求大的大学。

2000年3月1日至3日，中科院在北京召集了中科大历史上的第三次发展工作会议。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完全赞同朱清时团队的规划。他说:“学校水平不在于规模、人数。规模不大，同样可以办成高质量、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是一个可借鉴的例子。”

这次会议相当于为中科大确定了近20年的“宪法”。不过，始于1999年的全国高校扩招潮，成为朱清时落实“宪法”“规模适度”原则的难关。

1990年代初，中科大每年本科招生约900人，到1999年前后逐渐增至1300人，并于2001年招收创纪录的1860人。

这个数字仍不能让上级满意。当时负责招生的吴国华回忆，某天，一位教育部人士来电话，说中科大招人太少，让别的高校不好办。他开玩笑回应说，再招，中科大的澡堂和实验室，都将像下饺子一样。

即便是1860人，中科大也已压力不小——学生宿舍、教舍紧张，教师授课任务重。恶果让朱清时团队意识到，无节制的扩招，必然带来教学质量的下降，以及更多其他问题。此后五年，中科大逆社会大潮，坚持每年都招收1860人，不再继续扩招。

理科全胜

与中国高校扩招风潮对应的是，高校不断开疆辟土建设新校区，并举债大兴土木，以容纳那些带来高额学费的庞大学生群。安徽省也开始了大学城计划，优先给中科大预留土地，如果中科大无力建设，还可贷款。基本上，类似模式是许多高校的共同选择。

朱清时在拒绝继续扩招的前提下，也一并拒绝了安徽省的好意，并未在合肥再建新校区，老校区也未大拆大建，校门一如多年前的简单。他的这一做法，在媒体界反思高校扩招风潮弊端过程中，得到广泛赞扬。

不过，朱清时的做法，却遭遇许多中国科技大学内部的反对声音。

一个题为《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帖子的言论最为典型。这个出现在中科大校园BBS上的帖子称，朱清时在1998年至2003年的第一个任期里，犯下的第一个战略错误就是在全国高校一片扩张浪潮的背景下，选择了战略收缩。

帖子批评，朱清时没有预计到自己无力抵抗第一轮的扩招风潮，未能在校舍、教学设施上扩张，使扩招后的中科大压力重重。此外，他在学科发展上也选择了收缩思路，即:集中全部资源发展理化、放弃工科。而传统工科有优势的清华、上海交大强化了理科，北大复旦则强化了工科，均在走全面扩张的路线。

“朱清时用其一贯强硬的作风，将这些反对意见，统统挡了回去。”这名人士说，但是，不得不承认，在朱清时出任校长的第一个任期里，中科大的理科实力显着增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六大学科水平均有较大提升。

在教育部发布的2007年-2009年一级学科评估高校排名中，中科大的数学(第五位)、物理(第二位)、化学(第四位)、天文学(第三位)、地球物理学(第一位)等十多个一级学科名列前茅。

一位中科大人士笑说，中国科技大学的“科”为“科学”，对应的是理科，“技”为“技术”，对应的是工科。收缩工科后的中科大应该叫“中国科学大学”，而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遭遇质疑

成就带来的光环，并未使朱清时完全与危机绝缘。他调整成教学院等做法，损害部分人利益，为此树敌；他作风强硬，不肯妥协，引发人们不满。

一位老教授回忆，1999年前后，中科大兴建一幢六层楼房，本来设计屋顶是平坡。朱清时去上海发现，当时已经开始时兴斜坡，于是要求平改斜。基建的人不愿意添麻烦，但朱清时不肯让步，基建最后带着怨气改了。事后证明斜坡是有利于改善顶层漏水的，但“朱的工作方法有改善空间”。

“这应该跟朱校长缺乏基层行政工作经验有关，他在到中科大以前几乎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到中科大又很快当了校长。”这位老教授说。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院长抱怨，朱清时在5年时间里，总共才去过两次院长所在的学院，而且两次都是陪同中科院领导。显示出，他并不擅长如何去维系和下属之间的关系，即便是院长这一级。

这些不满和敌人，成为朱清时连任的绊脚石。前述老教授透露，2003年确定下一任校长前，就有人到中科院去告朱清时的状。这与1998年的情况大相径庭，当时，他评价很好、呼声很高。

朱清时最终没被绊倒，他于2003年5月28日被宣布继任校长。中科大历史上，此前只有首任校长郭沫若连任两届。

在第二个任期里，朱清时在中科大校内留下“无为而治”的印象；在传媒界他则因勇于公开炮轰教育体制而赢得广泛认可。

2002年开始，朱清时一直作为高教界的异类分子出现在媒体里。他公开批评学术造假成风、公开反对高校无限制地扩招、公开呼吁改革高考制度、公开批评教育部的教学评估……

在这些潜规则盛行中国、无人敢站出来说话的前提下，朱清时的率真和勇敢，使他成为媒体的宠儿。媒体的传播为他赢得良好的声誉，他俨然成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教育改革者。

少说多做

与公众、传媒对朱清时公开批评教育界的行为大声赞美不同，中科大内部不少人对校长的激烈言语持有相反观点。

一名退休中科大干部称，媒体中朱清时是一位富于改革精神，但郁郁不得志、无法实现其抱负的校长，校内还有另一种观点，就是他不过是个喜欢对公众发言、实际并未做多少实事的人。这两种印象的朱清时，在现实中交替印证。让人难以分清哪个才是本来面目，或者原本就是两者兼有。

前述原院长也指出，朱校长对媒体讲的东西，在高校的人都知道，但他说出去了就能解决问题吗?重要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一认知背后，是迁离北京后的中科大人，对重建中科大辉煌的渴望。“痛骂固然解气，但只是痛快一下，校长还是要首先对学校负责。说白了，把教育部都得罪了，以后怎么做事?”一名中科大年轻教师说。

多位人士认为，朱清时是个成功的学者，但未必是一个成功的校长。朱清时曾在一次演讲开始前公开提及这个问题，他谦虚地说自己做学者也没做得够好，至于后一个问题他避而未谈。

朱清时也同样拒绝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请求，不愿对此问题进行正面回应。前述老教授惋惜地说，朱清时有能力有主见，也很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他能听取别人意见，团结同事，少说多做，或许会是教育部长的有力人选。一如从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转任为教育部长的周济，或者刚刚履新教育部长的袁仁贵，他曾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朱清时透过助理许建领婉拒采访的理由之一是，最近说得也很多了，要开始多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