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的都城呈现出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人们为各自生计四处奔波。无论我们聚焦于北宋的汴梁还是南宋的临安，每一座都城都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它们是帝国权力、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单就其规模和复杂性而言，世界其他城市恐怕无出其右。然而这些都城又是如何为我们所了解的呢?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依靠宋代的文本。尽管其他数据(诸如描绘城市风景独一无二的卷轴画——《清明上河图》、考古发现以及后来文本等等)有时也许能够起到补充作用，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大量情况，仍然来自于有宋一代的文字记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北宋都城中的恶棍和乞丐，也许这是繁华背后的另一面。任何文化和时代里的大型城市都既要面对城市贫困人群的问题，也要面临有人故意恐吓、蛮横违法的麻烦。当我们审视宋代城市生活文献是如何描述不同类型的“下层生活”时，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差别。且看下面这段出自《东京梦华录》的文字所提及的人物：“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随后，亦跨马轻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谓之‘花腿马’。用短缰促马头刺地而行，谓之‘鞅缰’。呵喝驰骤，竞逞骏逸。”我们知道一些有关“花腿”的事。这是城市中一群年轻的恶棍，有份文本称他们为“浮浪辈”。他们通过将自己整条腿，从臀部到双脚，刺上文身，然后当众展示，以此来表达对传统和礼仪的轻蔑。

然而，令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文身，而是“恶少年”绰号所包含的内容。这个绰号在当时其他文献里亦为人熟悉。“恶少年”一语形容那些年轻的恶棍，他们在城市中十分活跃，轻浮放荡、污言秽语，对法律规范的漠视使他们臭名昭著。不过以上所引的文字把这类人描绘成自我卖弄，无意伤害别人，甚至还惹人怜爱的一群。他们为妓女驾驭马匹，紧随着从皇家金明池归来的皇帝盛大的队伍，看来似乎只是想凭借在马匹两侧来回腾跃和当众献丑，从而引起人群(尤其是妓女?)的注意。

其他文献里，“恶少年”的行为举止却产生出相当不同的形象。洪迈的《夷坚志》中有这么一个例子。这件轶事与孟元老所述发生在同一时期，记载秦楚材(秦梓)在政和间于都城住宿旅馆，“闻外人喧呼甚厉，尽锁诸房，起穴壁窥之。壮夫十数辈，皆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称秦姓名，投杯珓以请。前设大镬，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为，屡告其仆李福，欲为自尽计。夜将四鼓，壮夫者连祷不获，遂覆油于地而去。”原来，是京畿恶少常常捕人浸在油中，烹以祭鬼。秦楚材差一点就被活生生地煮了。那群年纪轻轻的恶棍无赖居然听说过秦楚材，还知道他下榻在哪家客舍，人生得“貌美”，而且也清楚他的姓名。这伙恶棍显然丝毫不忌惮秦楚材的社会地位(其弟秦桧已经娶了前任宰相王圭的孙女为妻)。他们的行径与谋划都值得注意。我们可以推测，所有住在客邸的人大概都听到了当晚外面发生的事，可是他们并没有试图联合起来对抗那伙恶棍无赖。

事实上，至少在某些时期，这样的青年团伙犯罪在城内大量发生。南宋王栐(?-1227?)写的一部杂记里再次提到这种恶棍，他们热衷于聚众赌博、屠杀牛马以果腹、私自销铸铜钱、纵火、劫掠、奸淫和谋杀，被冠以“恶小无赖之人”。北宋早期，朝廷曾颁布过一条诏令，清楚地表明这类犯罪行为在都城开封府一带很普遍。诏令明确规定了此类行为将受到斩首的惩处。但是据王栐观察，禁令并未得到有效执行，依旧是“犯之者众”。显然，《梦华录》传递了这样一种骑马护送妓女的“恶少年”形象，包括他们温和又使人怜爱的模样，是片面的。其他文献资料则清楚地展现出“恶少年”气势汹汹和蛮横放肆的形象，难得一见他们在《梦华录》里殷勤的样子。

与“恶少年”一样，乞丐也在不同的文献中表现不同的形象。北宋都城吸引了大量贫困潦倒和体弱多病的人，还有“孤单”的人，包括孤儿、寡妇或鳏夫或其他上了年纪却无任何亲属依靠的人。在一个完全依赖家族扶助的社会中，不少这些“孤单”的人成了乞丐，徘徊于都城的大街小巷。当时许多文献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城市内到处存在着乞丐。

《梦华录》描述的时期内，徽宗皇帝采取了空前的措施以应对汴梁的穷人问题，他创设了一整套完备的福利体系，下面有几个独立的机构，以解除汴梁穷人，甚至是全国穷人的苦难。第一家机构是“居养院”，为穷人提供食物和保护的收容所。第二家是“安济坊”，为那些看不起病的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救治。第三家是“漏泽园”，为那些家境贫寒无以为葬的人和无主尸骨提供免费的墓地和服务。徽宗的公共福利体系扩展了数位前任皇帝建立的 “福田院”。正如徽宗自己承认，原有的福田院在汴梁运作的规模很小，远远无法满足城市里所有穷人们的需求。

尽管徽宗做了种种努力，显然也无法周全地照顾汴梁的穷人，仍然有许多人流落街头，因为以后这些问题仍不断在历史文献中反映出来。一条在1107年冬发布的法令要求汴梁城市官员注意，目前只有寡妇、鳏夫、孤儿和那些完全无家属的人才能接受居养院的照料，还有许多衣衫褴褛的乞丐，赤露在寒冷的天气里，“往往倒于街衢”。该法令要求把这类人集中起来，也送往居养院接受照料。另一条法令甚至详细推算出乞丐的数量是二万二千余人。即便晚至1125年，金朝入侵、汴梁沦陷的前一年，朝廷依然下令要求官员们关注乞丐问题。一位尚书省身份的某官员在给皇帝进呈的奏疏中指出，每年寒冬乞丐倒卧在圣上座驾行进的道路上，有目可睹。

整本《梦华录》里，乞丐只有一处被提及。可是在此我们只讨论对乞丐的观察。汴梁街衢上的人们似乎不大可能像《梦华录》里描写的那样，井然有序而且毕恭毕敬。恰恰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了一个看来是乞丐的形象。周宝珠在他的轴画研究里认为这就是乞丐。他蹲伏在城楼门外街道的中央，行人从其身边来往经过，乞丐蹲伏的姿势很别扭，大概是单膝着地，伸出一只手，看来好像在仰望着马背上的过路人。他是在乞讨吗?那个马背上的人也正在俯看着他。事实上，他周遭的人似乎都在看着他，至于他们心怀同情还是鄙夷，那就难讲了。《清明上河图》往往被认为是汴梁理想化的形象，因此人们常常把绘画的年代定在北宋灭亡后，把画卷解释为是画家对沦陷的北宋都城的怀念(事实上我们尚不清楚这幅画究竟是完成于金朝入侵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汴梁真有两万余四处游荡在街衢的乞丐，而我们看到画作上却显然只有孤单的一个乞丐，那么张择端在这一方面确实并未充分呈现出汴梁的生活。不过，画家毕竟给了这个乞丐显著的位置，让其出现在他这部分画卷的中心，就在道路的中央。可是我们看到，不论是旁观者还是街上的其他人，虽然都注意到了他，却无人伸出援手帮助他。我们如果将他与孟元老笔下的乞丐进行比较，他较之孟元老笔下那些“亦有规格”(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且不为众人容许“稍似懈怠”的乞丐，无疑看来更加凄苦可怜，令人同情。

(本文是提交“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宋代文献中的都市面面观》的一节，赵嗣胤译。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