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3日，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公开为电影《阿诗玛》平反的第一篇文章。

杨丽坤，这个出生在云南思茅磨黑的彝家女，曾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没有谁能像她那样，只演过两部电影，却在中国亿万观众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她的辉煌被永远地定格在电影《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上。

《阿诗玛》是流传于云南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一部口头传说，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勤劳、美丽、坚强、勇敢的青年男女阿黑和阿诗玛爱情的不幸和悲惨的命运。1956年，公刘根据这一长诗改编成电影剧本，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投拍，但是1957年“反右”风暴骤起，《阿诗玛》的四个整理者，有三个(黄铁、杨智勇、公刘)被打成了右派。海燕电影制片厂不愿放弃这一优秀的题材，1960年请出了老诗人、当时的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来重新“修订”。可是，不久李广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影片的拍摄再次搁浅。

196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继续拍摄。由葛炎、刘琼联合改编；音乐部分，由罗宗贤、葛炎一起创作，导演即由剧本作者之一的刘琼担任，李广田任文学顾问。杨丽坤由于在《五朵金花》中的不凡演技，被选中扮演“阿诗玛”。

但是，伴随着影片的开拍，厄运也开始了。“当时‘两个批示’发出，康生枪毙了一批影片，文化部正在进行整风。”其后，《阿诗玛》的创作人员，也如政治狂风中的浮萍，一个个“夭折”；直至“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犯下了“迫害杨丽坤、李广田的罪行”。他们的悲惨遭遇，也如同忧伤的阿诗玛的命运一样，令人不忍回首。

1963年11月，《阿诗玛》摄制组将拍摄完成的四本样片送审时，陈荒煤正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11月11日，陈荒煤观看了样片后明确表态：“《阿诗玛》出四本，质量相当高，杨丽坤形象与表演均好，色彩和摄影均好，音乐曲调基本上是民族的。”他对张瑞芳说：“《阿诗玛》拍得好，百花奖我投一票!”有了陈荒煤的表态，上海电影制片厂快马加鞭，在1964年6月完成了整部影片的制作，送到文化部审查。

此时，对于这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影片，是否能够上映，陈荒煤又颇踌躇了。6月8日，他看了影片后，心思重重地说：“还不错。可是你们要注意啊，现在提出了群众路线问题，风声很紧啊!先请夏公看看!”夏衍看了《阿诗玛》后也予以肯定。不过，囿于当时的形势，他认为目前在国内还不宜放映，提议先可拿到香港“第二地带”去，国内稍等一下再说。

7月2日，文化部开始整风。主持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首当其冲，被认为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而遭到批判。江青在调看了一大批影片之后，公开宣称：“这些影片的本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把它们放在仓库里，应该拿出来公开批判。摄制一部影片要花几十万元，批判了，可以思想经济双丰收。”这其中就包括《阿诗玛》。康生也起而呼应，斥责《阿诗玛》是“恋爱至上的大毒草”。这年12月，江青又到中宣部召开会议，点名批判了《阿诗玛》等一批影片，气势汹汹地说：“《阿诗玛》无法修改，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影片，不要再浪费人力、物力，原样上映批判。”1965年4月11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些坏影片的通知》，共列7部，《阿诗玛》为其中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电影《阿诗玛》成为“大毒草”，并迅速波及参与了《阿诗玛》的长诗、京剧、舞蹈的众多文学艺术工作者。李广田被迫自杀。他的众多“罪状”中就有参与了“宣传恋爱至上”的“修正主义大毒草”《阿诗玛》的修订和担任影片的文学顾问。杨丽坤的罪名更加严重，什么“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美女”等等，一起扣在她身上。这位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的优秀演员遭到了非人的摧残。虽然历经“文革”磨难，她活了下来，但这位才华出众的优秀演员的艺术生命被扼杀了。

陈荒煤的文章

粉碎“四人帮”后，一大批被打入冷宫的影片陆续与观众见面。但是，杨丽坤主演的《阿诗玛》却迟迟没有得到上映的消息。当人们重新观看了她主演的《五朵金花》后，自然想到了《阿诗玛》。关心电影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探问：杨丽坤在哪里?《阿诗玛》何时能放映?

陈荒煤也在关注着《阿诗玛》，关注着杨丽坤。

1978年7月，陈荒煤到昆明参加“现代文学史、现代汉语和外国文学教材协作会议”。他在应邀与当地的教育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提到了电影《阿诗玛》，并希望能看看影片。他的倡议得到很多人的赞同。经当地政府安排，与会者才得以观看那部还没有公开放映就被封存长达14年之久的影片。

其后，当地政府邀请与会代表游石林，并参加撒尼人的火把节。陈荒煤看到了耸立于石林中酷似阿诗玛的石像，并与那位万年来一直在等待着阿黑哥归来的“阿诗玛”合影。当人们按照民间传说，对着形似阿诗玛的石头大声叫着：“阿诗玛，阿诗玛!”并且听着那从山谷间传回来的声音时，这位老作家感伤地哭了。尤其是当他了解到杨丽坤被“四人帮”迫害的情况时，心情更不能平静。

在这个辗转难眠之夜，想来陈荒煤想到的不仅是应该为《阿诗玛》的解禁呼吁，为杨丽坤重现银幕而呐喊，更想到了一大批尚在冷宫中的影片和那些依然背负着各种罪名的电影工作者。带着这种激愤哀伤的心绪，回到北京后，他写出了他复出后的第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

文中陈荒煤特别提到杨丽坤在“文革”时的悲惨遭遇：“她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苗子’，终于神经失常。”

当然，陈荒煤文章中也有一个小小的失误，这就是他在后来给周扬的信中所说的，他不记得他曾经两次看过这部影片，因而文中说自己是在昆明第一次看到的。这本是个记忆上的问题，后来却因此招致了责难。

陈荒煤的一声呼唤，唤起了人们对杨丽坤、对《阿诗玛》的关切之情。很多读者为杨丽坤的不幸而激愤，为至今没有解禁《阿诗玛》感到不解。

陈荒煤的呼唤发出后，新闻界也有了强烈的回应。上海的《解放日报》登载了张曙、汪习麟的文章《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平反杨丽坤的冤案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年10月，文化部部长黄镇作出了给杨丽坤平反落实有关政策的批示。

1979年春天，陈荒煤借在上海参加当代文学研讨会的机会，看望了因病魔折磨而与以前判若两人的杨丽坤。陪同他到杨家的刘士杰回忆说：

荒煤见到杨丽坤，竟许久没有说话，直到杨丽坤又叫了一声“老局长”，他才梦醒似地回到了现实。他望着杨丽坤，眼里充满着怜爱、同情。我想象着他内心一定燃烧着仇恨的怒火：万恶的“四人帮”把一位富有才华的青年演员摧残成什么样子!……从杨丽坤家出来，荒煤默默地走着，长久没有说话，脸上现出惆怅、若有所失的表情。他是不是又听见“阿诗玛，你在哪里?”的呼唤声?为什么明明找到了，又好像失去了?

此后，失去了艺术生命的杨丽坤定居上海，在亲人、丈夫和上海人民的关心下养病、生活，直到2000年8月去世。

给《人民日报》的信

陈荒煤的呼唤，虽然促使杨丽坤的冤案获得平反，但电影《阿诗玛》的解禁，还要费一番周折。

到1978年10月，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阴影依然存在，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摆脱极左路线的束缚，处在被党史学家所描述的“两年徘徊时期”。文坛回春的气象，也因为这种“徘徊”不时被“倒春寒”所侵袭。当时主持文化部工作的个别领导，无论是对“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历史潮流，认识不那么深刻，步子迈得不大，滞后于群众的要求。陈荒煤写作、袁鹰主持发表《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其意义正是希望文化部重视群众的呼声。但是，文化部的个别领导却没有把这篇文章看成是对自己工作的推动，反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上提出指责。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副院长周扬是支持陈荒煤的。胡乔木在与陈荒煤的谈话中说，他读了《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后，曾与文化部的一位领导谈及，说《阿诗玛》应该放映。可是，这位领导对乔木的意见不表态，却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对这部影片也有意见，是康生(那时，康生的反动政治面目还未被揭露)提出要批判的。谈话中，这位领导对陈荒煤的文章也表示了不满，说陈荒煤在文章中说他第一次在云南才看到此片，不确；在“文革”以前他就两次看过这部影片———言外之意是，当年封存这部影片，你陈荒煤也是有责任的。这位领导人还希望乔木转告荒煤，让他写个信给文化部，事情就过去了。

这位领导说到的周恩来和陈毅对影片的态度，关于陈毅对这部片子的看法，因没有查到资料，无法考证，但是，说周恩来对这部片子不满，则有材料可以证明，是不对的。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杨丽坤的成长。她主演的《五朵金花》，周恩来就很赞赏，杨丽坤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两次随周总理出国访问。有一次出国途中，周恩来知道《五朵金花》是别人配的音，就勉励她严格要求自己，学好普通话。《阿诗玛》开拍后，周恩来又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杨丽坤的普通话是否讲好了。显然，周恩来对《阿诗玛》所打的电话，当然不是对这部影片的否定，而是对杨丽坤提出的严格要求。

与胡乔木谈话后，陈荒煤开始认为，文化部并未正式向他提出意见，而自己也的确没有什么好检讨的———难道十年后不记得自己看过这部影片也需要检讨?他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后来，陈荒煤考虑再三，从照顾团结和尊重胡乔木意见的愿望出发，给社科院党组写了一个情况汇报，委托社科院党组转交文化部。周扬认为陈荒煤的做法是对的，予以支持。

但是，从当时陈荒煤给周扬的一封信来看，文化部对陈荒煤的情况汇报是不满意的，并进而提出要陈“写封信给《人民日报》”进行更正。陈荒煤无奈，“为了照顾关系，尊重党组意见”，只好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并将此信转给周扬审阅。

陈荒煤对这种指责是不满的，他甚至涌起了为此事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个信”的想法。他也曾愤愤不平地对周扬说，对电影工作不再发言了，并将原定于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而写总结建国以来电影文学创作的文章的计划取消，还从中国电影出版社取回自己将要出版的《电影论文集》一书。周扬则肯定他的文章没有错误，即使是有些记忆不准确，也不是什么大错，要他冷静一些。

文化部看到陈荒煤草拟的给《人民日报》的信后，倒没有考虑令自己“被动”的问题，反而同意这封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7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以《关于〈阿诗玛〉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了陈荒煤的这封信。信中陈荒煤说：“在我的文章发表后，承文化部电影局同志查告，我对影片拍成后的一些主要经过说得不对”，“我在文中说该片制成时我已离开电影界，今年在昆明才第一次看到”，“确实是我不应有的疏忽”。

这封信发表后，由《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所引起的小小波澜，也归于平息。不过，《阿诗玛》这部影片依然没有被解禁。

《阿诗玛》回来了

在给周扬的信中，陈荒煤说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根本不能提到‘广大群众’希望看到影片”的要求，以免造成给文化部“施加压力”的印象，但是，正如陈荒煤在信中所说的，却“不能不让读者要求放映这部影片”。但是，文化部却迟迟不动。文化部迟迟不动的症结在何处?大约可以从粉碎“四人帮”在电影界流行的一个真实的笑话找到根据。这个真实的笑话说：某单位放映外国影片，演到中途，银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大黑影，原来是放映员的手掌。大伙正纳闷，扩音器响了：“注意，领导有话，这里要挡一挡。”半分钟后，黑影消失，刚才被遮挡的是几个男女主角谈情的镜头。在那个年月，视表现爱情题材的电影为禁区，虽然不是很普遍，但确不乏一些人持这样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复审小组曾审阅过《阿诗玛》。当时，参加复审的某些小组成员，听说戏里有神话和恋爱故事，情绪就紧张起来，因而出现了这样的现今无法理解的滑稽场面：审看《阿诗玛》是在夜间。大门上锁，闲人莫入。说也怪，久不闻哥呀妹的歌词，乍听觉得不大入耳。电影厂的一个领导说：“再百花齐放，谈情说爱就是不能放。”

到了1978年的10月，人们的思想开始从禁锢中挣脱出来。上海电影界有关人士陪同杨丽坤再看《阿诗玛》时，看法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给《阿诗玛》的评语是：影片描写了健康的爱情，用神话形式反映人民抗暴的思想，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上海方面为此专门写出为《阿诗玛》平反的材料呈报到各有关部门。但是，文化部还在犹豫。原因是有人仍担心《阿诗玛》会给青年人带来副作用。比方男主人公阿黑和阿诗玛相爱时，有“一天找你九十九遍”这样的歌词。

有人还担心影片将民间传说中阿黑和阿诗玛的兄妹关系改成爱情关系，是否有损于撒尼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否有碍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同志为此专程赶到阿诗玛的故乡———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区奎山地区，请最有权威的评定者撒尼人鉴定。

不管文化部内部如何争论，广大读者感兴趣的是，《阿诗玛》要“走出仓库”了。十天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说，《阿诗玛》等一些影片将在元旦“恢复上映”。在此之前的12月27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举行的电影酒会上，《阿诗玛》已正式“亮相”。到1979年元旦，《阿诗玛》终于回到了观众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