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晚年顾颉刚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胡适(1891—1962)与顾颉刚(1893—1980)都是一代学术巨子，各有独特的影响。双方之间的交谊故事，亦堪称学林嘉话。

胡适与顾颉刚之缔缘，始于1917年秋。那时胡适甫自美国求学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在哲学门(即哲学系)第一与第二年级讲授“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等课程，顾颉刚正是“中国哲学史”的选课学生之一。胡适教授这门课程的思路甚为独特，“截断众流”，直接从《诗经》取材，让一班上课的同学“舌挢而不能下”。已在中国传统学术天地里用过功的顾颉刚，对之大为佩服，从此相知。1920年，顾颉刚从北大毕业，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所得薪资不足以安居，胡适伸出援手，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令顾感念不已。双方往来，愈臻密切。

就胡适的学术研究来说，曾得顾颉刚的不少助力。当胡适要开展《红楼梦》的研究时，顾颉刚便提供了不少材料；顾颉刚编的《清代著述考》稿本，也是胡适长期借阅以备考查的资料。相对的，胡适对顾颉刚的学术研究与生活情况，始终关注。他嘱咐顾颉刚校点清儒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认为这既有利于他的经济状况，也是“于后学有益”的事。未几，顾颉刚因家庭因素离开北大，胡适即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月支酬金50元。甚至于胡适也不吝借款给顾颉刚，以济其不足。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是胡适的老同乡，胡适早期的多种著作都归亚东图书馆出版，所以胡适曾嘱汪孟邹汇款200元给顾颉刚。结算起来，顾颉刚积欠胡适之债，一度高达220余元。

胡适对学生的照拂之情，对顾颉刚的为人处世影响很大。日后当顾颉刚在学界亦自成一家之时，也屡屡照顾学生辈的生活经济状况，甚至于让学生以他的名字为各刊物写稿，盖如此稿费较高，学生藉此可得济助。例如，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是总结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成果的名著，即署名顾颉刚，实际上，这部书是弟子方诗铭和童书业联手完成的。至于胡适乐于提携栽培学界后进，顾颉刚亦法式师道，亦步亦趋。他屡屡向胡适建言，推荐学界新血，如推荐杨向奎入北大研究所整理明代档案，也荐高去寻为研究所考古学会的助理。他又请胡适帮周一良的忙，认为胡适“能提拔这人一定是值得的”。

1926年，顾颉刚编辑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从此他的名声开始显扬于中外史学界。随着《古史辨》各册的陆续出版(全书7大册，收入350篇文章)，“古史辨学派”之名亦不胫而走，蔚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一大流派。回源溯流，在顾颉刚个人与“古史辨学派”方始萌生的学术成长历程里，胡适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之一。对于错综复杂但却真假难辨而又众说纷纭的中国古代史事，该如何认识与理解，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有如石破天惊之声，顿时引发不少批判性的响应。胡适则站在支持顾颉刚的一方，非仅在北大学术研究会演说时，公开声言《古史辨》的出版是他“有生以来未有之快乐”，也强调顾颉刚“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乃是“颠扑不破”的治学方法/观念。盖胡适本人治学，向来强调的便是这样的路数，他考证《水浒传》故事的演变以及井田制度之历史形成等等研究成果，更为顾颉刚初期往辨伪治史之路的大步迈进，提供了示范。

为着解决生活上的困窘，顾颉刚从1926年起漂泊于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之间，至1929年秋始返北平任教燕京大学，总算可以安定下来了。约略就在这个时候，胡、顾师生对中国古史的看法，开始萌生分歧。胡适不再全盘“疑古” ，对于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的考古事业，尤三致意，他的《说儒》等著作，更具体表现出他吸收傅斯年“重建古史”信念的心态。相形之下，顾颉刚在把“伪史清了出去”的方面，仍努力不懈。

胡、顾双方的学术道路虽然已有歧异，但两人多少保持着还算密切的关系。胡适于1931年重返北京大学出任文学院长等职，即拟邀顾颉刚离开燕京大学，重返母校历史系任教；顾颉刚仔细考虑之后，婉拒此议，推荐钱穆以代。胡适对待顾颉刚，亦可称热诚，他会留心顾颉刚没有的书，知道他没有《挂枝儿》一书，即于买到两本后，分送一本给顾颉刚。同时，面对19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节节进逼，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思以言论报国，在学术文化领域致力于反日抗日的斗争，胡、顾各有擅长，但共有一致的语言。胡适集结友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论坛之一，顾颉刚也为之写稿，表示支持。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专刊中国历史地理与边疆史地之论著，象征知识分子以史学经世的志向，也刊出胡适的父亲胡传在清季考察边事的遗稿。凡是可见，即使两人学术意见已显趋异，胡适与顾颉刚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疏离；只是，相较于1920年代初期彼此论学往来不辍的密切情谊，双方确实已有一段距离了。

特别是重回北平之后的顾颉刚，在学术界大展拳脚，在华北学界的影响所及，更渐与人脉及学术资源都相当丰厚的胡适和傅斯年并肩，以致郑振铎告诉顾颉刚说，“沪上流言，北平(北京)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顾颉刚认为自己执教于北平城外的燕京大学，“屏息郊外，乃亦有后台老板之资格耶?”对此等“流言”深不以为然，更以为“可怕”。然而，他既参与北平研究院的发展，又创办了《禹贡》等刊物，身边有一批青年朋友，影响愈来愈大，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1937年，卢沟桥畔战火突起。未几，胡适便远赴美国，复任驻美大使，为国事奔忙；顾颉刚则漂泊于中国西疆，仍致力于学术，并为推展自身志业，渐与现实政治挂钩。师生相隔万里，彼此不通音信达6年之久。一直到1946年7月5 日，胡适自美返国，双方始重见于南京中研院。遗憾的是，师生双方情谊，愈趋淡薄。

就胡适而言，既与顾颉刚分离已久，他对于顾涉足的世界，难说甚有所知；甚至于胡适对于顾颉刚的学术成就，都未予肯定。如胡适在1947年5月22日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洋洋洒洒，充分展现了他对于谁可以享有这份学术荣誉的认知，顾颉刚却“名落孙山”，就是一例(不过，顾颉刚终究还是得膺院士桂冠之荣光，不赘)。

相形之下，顾颉刚对于胡适，还是执弟子礼甚恭。当时顾颉刚主要的职务之一是大中国图书局的总经理，即有意重新出版胡适的《胡适文存》等著作。1948年8月30日与9月13日，已赴兰州大学执教的顾颉刚两度致函胡适(这是现可看到的顾颉刚写给胡适的最后两封信；据《顾颉刚日记》，至少于1949年3月16日，顾曾致胡一函)，既问候胡适的健康，复述说自己在兰州的情况，并愿为胡适的《还历纪念论文集》作文，更始终挂念姚际恒的另一部著述《仪礼通论》的下落，请胡适代寻，想在找到这部书后予以标点出版，“一来使沉埋二百余年之著作复显于世，二则并不负三十年前先生提倡之心。”盖顾颉刚于1932年自杭州崔永安处发现《仪礼通论》钞本12册，曾经雇人钞录；他的钞本被马裕藻借去，马氏去世后，这份钞本竟下落不明。姚际恒的著述，正是顾颉刚的学术渊源之一，当顾颉刚委请胡适代觅此书的时候，往年胡适嘱咐他校点《古今伪书考》一书的恩义，应该又浮现在顾颉刚的心坎里吧!

顾颉刚始终看重与胡适的情谊。只是，在两人当面互动往来的最后阶段，他感受不到胡适的热忱。1948年底，共产党军队包围北平，12月15日，胡适匆匆南下。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局，胡、顾的认知截然不同。面对共产党的节节胜利，胡适固然心情沉重，却始终高倡“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自陈“偏袒这个民主自由大潮流”，站在反共的一边，甚至于最后决定赴美一行，为国民党政府找寻美国方面的支持再做努力。可是，和大多数人一样，顾颉刚则从国共相争的脉络理解时代变易的根源，所以与胡适的抉择不甚相契。

1949年1月17日，胡适夫人将与傅斯年夫妇同去台湾，胡适赴沪送行，顾颉刚得与胡适晚宴同席，他劝胡从此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在顾颉刚看来，“当国民党盛时，未尝得与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从胡适对于自己的进退出处，完全不与顾颉刚坦诚以言，即可以想见，顾颉刚这一番话，胡适大概听不进去。两天之后，报纸刊出胡适已与傅斯年“同机飞台湾矣”的消息时，顾颉刚一度信以为真，后始知其误。当顾颉刚得悉胡适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则感慨说胡适“平日为国民党排挤，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最后，胡适自上海前往美国之际，顾颉刚送行，却是感伤不已：

适之先生来沪两月，对我曾无一亲切之语，知见外矣。北大同学在彼面前破坏我者必多，宜有此结果也。此次赴美，莫卜归期，不知此后尚能相见，使彼改变其印象否。

胡适对顾颉刚的“见外”，与北大同学的“破坏”固然有关系，但是，两者对时局认知的隔阂，应该也是因素之一。

1949年之后，留在中国内地的顾颉刚，在现实环境的逼压之下，被迫公开自我批判，与胡适“划清界限”。身处美国的胡适，则在公开场合屡屡以顾颉刚等人的“批判”为例证，控诉在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之下，人们没有“沉默的自由”，声言“我的同胞是受奴役而没有自由的”(mypeoplearecaptiveandnotfree)。这时候，顾颉刚等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处境，虽然被胡适转化为“批判的武器”，而与他们曾有过的情谊岁月，则多少也还萦回在他的心头。 1957年，胡适重读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之际，写了一篇短记，还特别写下了一段话：“记(纪)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只是，胡适与顾颉刚的师生缘分，却早已因不同的政治抉择，在现实里画下了句点。

找寻姚际恒的《仪礼通论》，是顾颉刚日后始终悬挂于心的事。然其在1980年撒手人寰的时候，此一心愿犹未能实现。可堪告慰的是，1995年，陈祖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发现顾氏的钞本，即施以新式标点，付梓印行，使其重现人间。这样说来，胡适与顾颉刚的师生情谊，虽然早已画下句点；这部《仪礼通论》的出版，却象征着胡适与顾颉刚的学术交涉，仍复生机不绝，永将传唱于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