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举办“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有1900多人参加， 2个月后结果公布，孙中山以1315票名列第一。当时，他正处于逆境之中，在上海蛰居读书，并不是政治舞台上风光八面的权势人物。那个年代，从北到南都是军阀当道，有实力的是“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这些人，他们有地盘、有枪杆。民意调查至少能够表明，革命者出身的孙中山当年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他没有权势，但他历经艰辛、参与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有主张，有蓝图，有热忱，不断地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民众对他的敬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孙中山骨子里是一位理想家，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为他深爱着的老大民族苦心焦虑、忧心忡忡、日夜不安。他的目光又总是超越眼前短暂的成败得失，着眼于长远的未来，正是这样的远见使他不计一时成败，屡仆屡起，坦然地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保持平常的心态。他几乎受到了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们一致尊敬和交口赞誉，在近代以来的政治人物中，这简直是个异数。在激荡曲折、错综复杂的中国近代史上，即便是那些心怀鬼胎、自私自利的大小军阀，往往也不是选择公开与他对立的姿态，甚而在表面上认同他的观点。他的人格力量大大超过了他所拥有的实际力量，他的精神气质完全超越了自古以来宫廷或官场上那些圆熟的权势人物，也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王朝末世的造反者、革命者，他是近代的人物，普世文明已经在他的身上生根、发芽，他不仅仅属于他所热爱的中国，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孙中山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针对内忧外患、百病丛生、满目疮痍的现实，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极富概括力的说法，如此准确，如此简明，这三个词几乎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内核，是他外察世界潮流，内顾中国实情，深思熟虑的结晶。他亲手制定的《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也都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最有前瞻性的认识，那不仅是通向现代化的具体方案，也是鼓舞人心的理想。仅仅这一些，就使他站得比同时代的人高，看得比同时代的人远。难怪在他活着的时代，他不靠权势，不仗一兵一卒，就在公众的问卷调查中“一览众山小”。这一点，即使他本人，大概也会感到欣慰。

确实，孙中山是个理想型、而不是行动型的领袖人物，同盟会内部就有“孙氏理想，黄氏(兴)实行”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行动的热忱，或者行动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行动、实践、奔波，但他更擅长的思考、演说，是激励同伴，行动并不是他的强项，民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破土而出，当然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尽管那与他火一样炽热的理想，与他长期不断的革命实践也是分不开的。没有他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一切都将是另一番样子。

孙中山不是完人，他也有缺点、有脾气、有失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他的性格中有天真的一面，有固执的一面，有看上去不成熟的一面。当清廷退位，袁世凯接替他出任总统，他认为民国成立、南北统一，民族、民权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以后的重心就是民生问题，所以他要退出政治，去从事铁路建设，其中就不无天真。说他固执，在清朝垮台前的漫长流亡岁月中，或者民国以后的十几年间，他不停地为理想而奋斗，败而不馁，与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应该也有关系。也因为如此，他有时特别坚信自己的正确，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劝告，“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行动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决意重组秘密的中华革命黨，要黨员以服从黨魁命令为唯一要件，不仅要宣誓立约，而且要摁指摸。与他并肩奋斗多年的黄兴拒绝接受这样的做法，力劝无效，只有黯然离开日本。他与传统的政治领袖太不同了，他不很擅长协调革命阵营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在同盟会时期，与陶成章、章太炎等都有过紧张的冲突。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标准，他看上去是那么不成熟，不会玩权谋，不是长袖善舞之辈，总是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可是，他和历代帝王、和那些久经宦海浮沉、老谋深算的达官贵人的区别也正是这里，否则他就不是孙中山了。在民国成立以后的许多重大决策和战略安排上，他也有过不少失误，他没有能很好地抓住空前的机遇，以最恰当的方式推动这次史无前例的转型，已经有历史学家直面这些问题。今天，包括他留下的教训、遗憾在内，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后人反思历史的新起点。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任上，毅然决然放弃权位，实现承诺，辞去这一最高职务，这一壮举，放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无古人的，这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给予怎么样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尤其考虑到这是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就更加值得敬佩。有了这一幕，孙中山就足以傲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下。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八十多年之后，我们追念前尘往事，遥想他的形象，内心深处依然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