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第45期刊登该刊记者对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长子罗箭的专访，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故事，摘登如下。

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在罗箭的记忆里，父亲刚上任的公安部，从组建公安部队开始就非常忙碌。然而，罗瑞卿面临的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社会局面。

“解放就是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但是很多人受到一些反动势力的影响还是不敢讲真话，所以当时展开了清匪反霸的行动，接下来就是清理妓院，禁毒戒毒，这几个重拳打出之后，北京的秩序好了很多。 ”

罗箭说，那个时候不叫“打黑”，而是打击“恶霸”。公安部提出了治安的目标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当年打击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遗留人员造成的，而那些恶霸等原本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爪牙，所以必须全力打击。”

罗瑞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为了“打恶”，先是让“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

“刚建国的时候，在北京的四郊有‘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还有‘四亭’、‘十二爷’等等。他们的势力少的霸一个村，多的霸十多个村。强占田地、钱财、妇女，敲诈勒索、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另外，天桥一带的治安也特别混乱，那里住的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有三轮车夫、苦力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摆个小摊都得交保护费，若是不懂规矩过了地界，轻则挨打，重则丢命。所以人民群众要讨还血债，要求政府为他们申冤报仇。”

“另外就是禁毒，我父亲对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都亲自查，他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

北京的妓院在明清时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日占时期，北京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我父亲指挥公安局统一行动。”一场结束二千多年恶俗的封闭妓院大战就此开启。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一夜之间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1268名妓女。“解救出来的妓女，政府给她们检查身体、治病。组织学习生产技术，让她们掌握谋生之道，很多人都去了纺织厂工作。”罗箭说。

人民警察(简称“民警”)的称呼，其实是罗瑞卿最早提出的。“当时是他向毛主席建议的名字，这也是为了和旧社会的警察有所区别。”罗箭说。

有一天，罗瑞卿从公安部大楼步行到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号的住处。这时发现一个警察在维持交通秩序时态度粗暴。“一个小贩推着车占道卖菜妨碍交通了。警察态度不太好，就和小贩争吵起来了。后来，警察将小贩的推车掀翻了”。

“我父亲就过去教育批评他。警察说你是谁，你管得着么。秘书就告诉他这是公安部的罗部长，警察吓坏了，说以后一定认真改正执法态度。”

罗瑞卿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应该做人民警察。”

“包括执法之前先敬礼，都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罗箭说。

罗瑞卿认为，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必须从基层抓起。1957年至1958年，他曾深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南宁、杭州等城市的十几个派出所检查工作。

1957年4月10日下午，罗瑞卿来到重庆市曾家岩派出所。派出所驻地是一座两层楼的二楼。走到楼梯口，见迎面挂了一块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

罗瑞卿问：“我能不能上楼?”

陪同的干警尴尬地连说“能，能。”

上楼后，罗瑞卿对派出所的干警们说：“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如果他们也挂一个牌子：‘非本处工作人员，不得下楼’，那你们怎么办?这种牌子对坏人不起作用，对好人则印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