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本文摘自：《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04期 ) 作者：崔志海 原题：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之一)

在晚清军事改革方面，美国学者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注：〔美〕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和澳籍华裔学者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注：〔澳〕冯兆基著、郭太风译：《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两部相得益彰的著作。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是国外最早系统论述晚清军事改革的专著，出版后，被国外有关论著广为引用。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除在第一章对满族军队的组织及湘、淮军的历史做了简要追述之外，第二至第七章对1895年小站练兵至1912年清帝逊位10余年间中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做了系统考察。作者认为，晚清军事改革的领导力量主要来自袁世凯和张之洞，由慈禧予以支持，上述3人对晚清军事力量的进步有重大功劳。1908年以后，随着慈禧太后和张之洞的相继辞世，以及袁世凯的罢黜，晚清军事改革的进程受到了阻滞。用作者的话来讲，就是“这些人的离职或去世，标志着军事和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33、228页。)对于清末最后3年摄政王主持的军事改革，作者评价甚低，指出：“摄政时代的整个军事纲领，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建立有效的常备军这件事，也很少进展。巡防营主要仍由地方控制，而且它们承受了绿营和团练的许多弊窦，也收容了大批绿营团练的将弁”；“自慈禧死亡袁世凯被罢黜以后，常备军的战斗力并没有什么大的增加。到了1908年以后，则不仅量的扩充停止了，就连质的提高也受到阻挠。军队的素质在某些方面甚至退化，这种现象即使在北洋军的一些部队中也有所发现。”(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6、260页。)

《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试图探讨晚清军事改革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晚清新军与军阀的关系。作者在导言中明确指出，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描绘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如何成长起来，以及军阀如何上升到能够在君主制崩溃后夺到政权的地位”(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页。)。在作者看来，晚清新军，特别是作为新式陆军核心的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是中国近代军阀时期私人军队的先驱，是湘、淮军的继承者，是新军阀阶级的训练中心。因此，作者在考察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注意到不同政治派系以及中央和地方为争夺军事领导权而展开的斗争，特别是北洋军在袁世凯最后获取政治权力中所起的作用，指出袁世凯之所以能成为晚清中华帝国最有权势的官员，主要是由于北洋军及北洋集团对他的支持。作者认为，晚清的军事改革，尤其是军事学堂的创办，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从而吸引士绅家庭子弟从军，进入军事学堂，逐渐形成武职官僚制度。在德国和日本教习的熏陶下，这些新式军官重武轻文，没有对共和理想的忠诚。晚清中国虽然还没有像后来军阀主义年代那样受当兵的支配，但军事领袖们取得了足以攫得权力的地位，军阀主义的基础业已奠定。1912年帝制被推翻后，传统儒家文职官员在训练和信念上都没有为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做好准备，保住自己的主宰地位。而新式学堂的学生和留洋学生尚不能满足现代国家的需要，他们的威信比旧日的士大夫还要低，这一阶级同样没有机会执掌大权。惟一能够填补空隙并攫取权力的一群人便是新的军人，到1912年他们取得高官的人数已超过受西洋教育的文员，“军国主义已在文治的腐朽外衣下滋长起来”，到了1916年兵权完全被军人们掌握，兵力不幸成为攫取权力、控制大局的惟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