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2年4月23日第09版，作者：栾贵川，原题：《讨逆檄文能作为评价人物的依据吗》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两篇著名的战前檄文，分别涉及两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殷纣王和曹操。殷纣王是商朝的亡国之君，曹操则是曹魏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在古代社会的主流舆论里，这两个人物全都是负面形象，但是，自古及今，也有不少人在为他们鸣不平。

《论语语子张篇》记载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是说，殷纣王的罪恶，根本没有现在人们所说的这么严重，如此看来，人不能处在社会主流舆论的对立面，否则，天下所有的罪恶全都会加到自己头上。这表明，到了春秋末年，人们就对殷纣王添加了不少罪状，只是子贡没有说出当时已经具体累积了多少条而已。

那么，殷纣王到底犯有哪些罪过?究竟有没有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历史记载呢?《尚书牧誓》记载的是周武王率领西南诸侯联军开赴牧野，对商朝军队展开决战之前召开誓师大会的史实，姑且可视作一篇战前檄文。据《牧誓》记载，在这个誓师大会上，周武王为了激励联军的斗志，一口气罗列了殷纣王几大罪状，他说：“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昬弃厥肆祀弗答；昬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这是迄今为止，记载殷纣王罪恶最为原始的史料。这里清晰地表明，殷纣王的罪状共有四条，分别是：第一，只听信“妇人言”；第二，罔顾国家利益，不祭祀列祖列宗；第三，不起用自己的庶兄弟；第四，任用其他方国的逃犯，使他们在商继续为非作歹。据史家考证，周武王所列举的这些罪状，全都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提供的，因此比较接近事实真相。

失去民众拥护，确实是殷纣王亡国的主要原因。另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刘公对苌弘说，《大(泰)誓》记载，周武王说过：“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即治臣、贤臣)十人，同心同德。”由此看来，殷纣王并非罪大恶极，只因他是亡国之君，后世对他的丑化便逐渐升级，使他一步步成为罪恶的典型。至于后世所传说的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等，则纯属虚构。

在曹操的生前身后，曾经拥有很多“头衔”，“历史上最大的盗墓贼”便是其中之一。有史料记载说，曹操曾经盗掘西汉梁孝王墓并设置专事盗墓官“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此事是否属实呢?现仅就这一点略作讨论。

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袁绍和曹操在官渡大战之前，袁绍命幕僚陈琳致书盟军豫州牧刘备，约请他及时作出策应。陈琳便写下了著名的《檄州郡文》(《文选》卷44作《为袁绍檄豫州》)。有关曹操掘墓并设盗墓专官“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之语，就出自陈琳的这篇檄文。

檄文长达1300余字，其主要内容有：第一，曹操的祖父曹腾身为宦官，在朝中伙同他人“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个养子，形同乞丐，通过贪污聚敛钱财，买官而身居高位，为非作歹。第二，曹操本是“赘阉遗丑”，

无德无才，拘禁献帝，“专制朝政”，残害忠良，“专为枭雄”；又“率将校吏士”发掘梁孝王(案，指汉景帝同母弟刘武)陵墓，“略取金宝”；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专事盗墓，激起“人怨天怒”。第三，皇帝遭受胁迫，天下的“忠臣”、“烈士”理应“兴威奋怒，诛夷逆暴”，伸张正义，即使“肝脑涂地”，也要齐心协力消灭曹操势力。

陈琳这篇檄文的“价值”在于其“感染力”，内容却多不属实。

檄文极力丑化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有其特殊的用意，它迎合了当时社会“清流”对宦官集团的仇恨心理，并进而达到攻讦曹操的目的。东汉后期，宦官和士大夫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对以太学生为主体的“清流”进行了全面的清剿。在此后的20年间，宦官势力达到了极盛，中央官署全由宦官担任令、丞，宦官的兄弟亲戚充任刺史、郡守。

袁绍出身于显贵之家，自其曾祖父袁安以来，四世有5人位居三公，史载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汉书跐袁绍传》)。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政府组建了一支新军以保卫洛阳，在西园设立总指挥部，这就是著名的“西园八校尉”，宦官蹇硕为上军都尉(即总统帅)，袁绍为中军校尉(即副总统帅)。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杀死蹇硕，不久何进也被杀，袁绍发兵悉诛宦官，死者2000多人。陈琳的这篇檄文旧事重提，刻意指明曹腾的宦官身份，藉此激起“友军”以及社会对曹操的“公愤”。

清代何焯认为，后世有关“曹操盗墓”的传闻，即是以陈琳的这篇檄文为根据，他说：“此事不知信否。《文选》注(引)《曹瞒传》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似缘此檄而实之者也”。由于一篇檄文而坐实曹操“盗墓”，显然有失公允。今人张舜徽主编《后汉书辞典》“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条也认为，这两个“官职”是“袁绍攻讦曹操时所云官名”，实无其事。

殷纣王和曹操都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的形象却由于不尽相同的社会原因，同样地受到严重的扭曲和丑化。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成王败寇”的文化心理使然)，毋宁说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尚书圠牧誓》篇列举殷纣王罪恶尚能比较“属实”，到了陈琳的《檄州郡文》，则对曹操进行肆意诋毁，这表明后世政治军事斗争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而恰恰可以印证孔子所论：“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檄文这种文体在中古时期的日益成熟和大量使用，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看来，在认知和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但要把他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仔细考察，更需要实事求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切不可人云亦云，妄作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