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出版。《海国图志》不仅是当时最为详尽介绍各国之书，使国人眼界大开，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今日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思想，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变夏”的违禁背俗之作、惊世骇俗之论，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成为“众矢之的”。

林则徐因主战获罪，朝野均有不少人对他深表同情、甚至敢于为其鸣不平。但是愿意或敢为他负上“溃夷夏之防”之罪责而辩解者实在是少而又少，这顶帽子委实可怕。例如，广州士绅梁廷楠是当时极少数对西方有所了解之人，林则徐到广州后曾慕名亲访，咨以战守之事，他也积极参与禁烟活动并发动当地士绅支持，在许多方面都与林、魏一致。然而，他也批评“师夷”之说是丧失国家体统的奇耻大辱：“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不知梁氏的批评是出于外在的巨大压力表明自己要与林、魏“破坏中国文化安全”之罪划清界限，还是内心确实如此认为，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反映出了“师夷”之说面对的巨大压力和孤立无援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