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队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重庆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灾难。这些灾难，当然是由日军的暴行造成的，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上下腐败也大大加剧了重庆人民的灾难。

■扒手盗贼搞起防空救护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开始迁往战时首都重庆。日军为了威胁中国当局早日投降，就不断派遣飞机远赴重庆进行大轰炸。国民党政府当然非常清楚重庆防空的重要性，就成立了防空司令部，选定刘峙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

刘峙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向军委会要求成立了专门的防空部队，下辖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等单位，直属防空司令部。其实，这些所谓的防空部队大部分是由原刘峙的卫戍部队顶替的，伪造名册按月领取双份军晌。

卫戍总部劳动总队以改造流氓扒手盗贼等犯人为名，把当时重庆社会上一部分盗犯(还有一部分妓女)抓来，用铁链子拴着强迫劳动，他们的劳动收入则供上级军官贪污分赃。在防空司令部成立担架营时，挑选一部分身体强壮些的去当担架兵，实际上所选的都是些扒手惯贼，他们平时穿着便衣或军服在街上进行偷窃，一有警报就到指定地点集合准备抬担架，事实上有警报时也不可能把人全部集合起来的。靠这些扒手盗贼搞救护，救护的效果可想而知。

■为有钱有势者服务的防空情报

当时，重庆防空情报所内设有专门向各大机关和要人所在防空洞报告敌机情况的设备，这是公开替统治阶级服务。防空情报所另外还私设通信网，专替有钱人服务。凡银行、大企业、大富翁在重庆都有私设的防空洞，另外还有专门卖防空证的防空洞(每张月票十元，躲一次警报每张二元)。这些防空洞的主人都自己出钱请防空情报所替他们架一部电话，让防空情报所及时把敌机情况告诉他们。他们每月送防空情报所一笔钱，防空情报所就有了一笔固定的额外收入。一经轰炸之后，防护大队对通信线路的修复总是先修有钱有势的人，最后才修公共防空洞的电话。总机转接也是有钱有势的人有优先权，而公共防空洞来问情况总是迟一步才答复。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收到更多的额外津贴。

■大隧道惨案

著名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夜。当时重庆防空警报的发布和解除，都要接到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执行。

这次敌机是采取所谓“疲劳轰炸”的策略，即以三五架飞机轮番不断进入重庆上空。根据这种情况，本应在敌机未临空时解除一下警报，让群众出洞换换空气。当时大家建议解除几次警报，都被胡伯翰反驳了，未被采纳。最后，群众因空气稀薄迫不得已争向洞外跑，胡伯翰这才下令解除紧急警报，但仍保持一般空袭警报状态。但此时已太晚了，出洞口的群众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倒在洞口不能动，后面的人出来就压在前面的人身上。洞口很快就被塞阻，酿成惨案。惨案中，死亡992人，重伤151人。

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抢运伤员。没想到这些人进到防空洞内首先干起搜捡死尸身上财物的勾当。搜出的财物用小汽车向刘峙家里运送了三次。

防空部队不忙救人忙敛财的行径事后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军委会曾委派吴铁城等主持军事特别法庭进行审问。刘峙事先向吴铁城送去大批礼物。结果不仅下面的人没有受到惩办，就连刘峙也只受到撤职留任的假处罚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