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去世后，围绕他与胡适的公私恩怨引出了许多是非，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的相关回忆。晚年周作人甚至以当事人和见证人的身份，一再把刘半农与胡适之间善始善终的公私交往，曲笔改写为胡适对于刘半农的“看不起，明嘲暗讽”

刘半农原名寿彭，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1891年5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澄江镇西横街，比同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的胡适年长6个多月。

1901年，11岁的刘半农进入父亲刘宝珊与同乡杨绳武等人联合创办的翰墨林小学读书。正是在这所既学汉语又学英语的半新半旧的小学校里，他初步接触到了来自欧美各国的现代文化，从而为日后成长为学贯中西的博学通才打下了基础。国文教师刘步洲自定标点符号的大胆尝试，也为刘半农在《新青年》时代积极参与白话文写作与新式标点符号的运用埋下了伏笔。

1907年，17岁的刘半农以江阴考生第一名的成绩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同学中有后来的国学大师钱穆、创办《国故》月刊的张寿昆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瞿秋白。1911年，刘半农、钱穆、张寿昆、瞿秋白等人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学籍，刘半农只好回到母校翰墨林小学，任小学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后，刘半农先与二弟刘天华一起加入本地的青年团体以响应革命，随后又离家赴清江地区参加革命军，在一个作战旅担任文书和英文翻译。1912年初，刘半农脱离军队回到故乡，不久带着从妻弟朱组绶家里借到的五块大洋，与二弟刘天华一起来到上海，加盟李君磐创办的专演文明戏的开明剧社，刘半农任编剧兼演员，刘天华任音乐指导。

为了赚取足以维持生存的稿费，刘半农很快成为一名鸳鸯蝴蝶派文学家。在这种情况下，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16年10月，《新青年》2卷2号发表以刘半侬署名的《灵霞馆笔记》，其中收录了爱尔兰诗人的爱国诗歌，包括约瑟·柏伦克德的《火焰诗七首》及《悲天行三首》、麦克顿那的《咏爱国诗人三首》、皮亚士的《割爱六首》及《绝命词两章》。接下来，《新青年》以《灵霞馆笔记》为标题，连载了由刘半农用比较浅显的白话文翻译的一系列诗歌和散文，与该刊连载的胡适日记《藏晖室札记》相得益彰。

正是基于思想观念上的一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破格录用了连中学都没有正式毕业的刘半农。1917年9月，刘半农只身来到北京，与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几乎同时进入北大，然后又一同投入已经陷入停顿的《新青年》杂志的复刊工作。1917年10月16日，他在写给钱玄同的回信中写道：“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正是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联合推动下，由陈独秀一个人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号开始，转变为由六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

1918年11月23日，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去世，他和妻子江冬秀于25日启程回安徽绩溪奔丧。1919年1月22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录了胡适的思想动向：“适之此次来京，路过南京、上海，不知怎样，挨了人家的骂，一到就和独秀说，有人劝我，为什么要同这帮人合在一起，……”

这则日记没有写完就被涂抹。两天后的1月24日，钱玄同又在日记中写道：“午后三时半农来说，已与《新青年》脱离关系，其故因适之与他有意见，他又不久将往欧洲去，因此不复在《新青年》上撰稿。”接着这段话，钱玄同还介绍了刘半农的精神面貌：“半农初来时专从事于新学。自从去年八月以来颇变往昔态度，专为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今秋赴法拟学言语学。照半农的性质实不宜于研究言语学等等沉闷之学。独秀劝他去研究小说、戏剧，我与尹默也很以为然。日前曾微劝之，豫才也是这样地说。”

事实上，已经开始复古的刘半农，并没有因为与胡适意见不合而“与《新青年》脱离关系”。他与胡适的后续交往，更是《新青年》同人中善始善终的一个范例。

1934年3月8日，刘半农在日记中专门写下为胡适辩护的一段文字：“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诘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孟真”就是胡适的学生、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兼北大教授傅斯年。“孟邻”即北大校长蒋梦麟。“逵羽”是当时的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正是在刘半农的劝说下，樊际昌消除了对于胡适的误会，他的后半生一直作为得力助手追随蒋梦麟，到台湾后曾任农复会秘书长兼总务处长。

1934年6月19日，为完成瑞典地理学会纪念考古学家斯文赫定七十诞辰的征文，同时也为自己的《四声新谱》和《中国方言地图》收集资料，刘半农率领助手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和工友梅玉，赴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因感染回归热于7月10日返回北平。他先被中医施今墨误诊为重感冒，又被首善医院院长方石珊误诊为黄疸病，后经协和医院董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出面，于7月14日上午住进协和医院并被确诊为回归热。

在7月14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早起得半农夫人电话，说半农从绥远回来，发热不退，昨日下午方石珊来诊，说是黄疸病，劝他进协和医院。半农最恨协和，没有去。今天病似更重了，所以她要我去看看。……我送他到医院，因家中约了一位德国神父，所以我赶回去了，请樊逵羽陪他进去。”

下午3点钟，胡适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得知刘半农已经病逝：“我大惊，打电话告知梦麟，坐车去邀他同去。到医院时，他们已把半农尸体搬到冰室去了。刘夫人母女号啕，见了我们，跪下去恸哭。我们都很伤心。好容易先把她们送回去。北大庶务组人来了，购买棺木等事都有人料理了。我们就在医院聚谈：幼渔、郑颖孙、逵羽都在座。……冬秀常劝我莫荐医生，我终不忍不荐。今天半农夫人与其弟都对我责怪协和，我安然受之，不与计较。”

1934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在景山东街二院大礼堂隆重举行刘半农追悼会，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主祭，胡适、周作人、钱玄同、魏建功先后介绍刘半农的生平事迹，并由刘半农的三弟刘北茂致答谢词。据当事人回忆，当胡适谈到刘半农的学术成就和病死经过时，在场师生失声痛哭。作为《新青年》旧同人和北大老同事，胡适还在所送挽联中写道：“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日同伙又少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

刘半农去世后，围绕他与胡适的公私恩怨引出了许多是非，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的相关回忆。晚年周作人甚至以当事人和见证人的身份，一再把刘半农与胡适之间善始善终的公私交往，曲笔改写为胡适对于刘半农的“看不起，明嘲暗讽”。这种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迄今为止依然在以讹传讹地广为流传，致使《新青年》同人团队的整体面貌被涂改得模糊不清、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