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庄学本举办个展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即使到了1984年，他在上海浦东家中去世时，这位摄影师的悼词上，“著名摄影家”的字句也依然被要求删改。

但在25年后的今天，这位被公众、也被摄影史淡忘的摄影师，却开始被附加上了“摄影大师”、“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的头衔。李媚、萧亮中、顾铮、李公明、邓启耀、杨小彦、冯原等活跃于知识界的学者，纷纷撰文纪念庄学本，摄影理论家李媚说，“庄学本完全有足够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

在李媚担任总策展人的第三届广州摄影双年展上，占用两个展厅的“庄学本特展”将于5月18日在广东美术馆推出，收集到3000多张图片的《庄学本全集》也会在今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庄学本无疑是2009年里一位重要的“陌生人”，那么，庄学本是谁?这位“摄影大师”是如何失踪的?日前，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寻访了庄学本的后人以及“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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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期，庄学本的儿子庄文骏对父亲也是“陌生”的，尽管他喜欢父亲的作品，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批作品如此重要，当外界像发现宝藏一样惊喜时，他觉得“不可思议”。

这位老人今年已有74岁，他至今仍庆幸于自己没有学摄影，“像我父亲这样的老知识分子，一生负担重，晚年被开除公职，遣返原籍，心情抑郁。我做技术工作不一样了。”庄文骏说，他和他的两个妹妹都做的是和摄影没有任何关联的工作。

尽管是这样，从北京市政工程局副总工程师任职上退休的庄文骏，在晚年却和摄影扯上了关系，从2002年起，他开始整理父亲留下来的文字和底片，逐渐发现父亲“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并引以为豪。“当年，《中国摄影》的编辑找到了我，想了解庄学本的情况，我并没有引起重视，随便将十几年前写的《庄学本传略》给了他们，最后杂志出来了，我为之一惊：《中国摄影》用了45个页码介绍父亲，标题是《庄学本，一个被淡忘的摄影大师》”，庄文骏后来也了解到，如此大篇幅关注一位摄影师，在这本杂志的历史上，至今尚属首例，这让他想起来感到后悔，“当时不应该敷衍，自己最起码应该重新写一篇文章。”

汶川县立小学的羌汉族学生，1934年

庄文骏也许不知道，一位叫李媚的摄影研究者，早已被庄学本的照片深深地震撼住了，并四处向人推荐这位在当时依然少有人知的摄影师，《中国摄影》的专题就是在她的提议下制作的。李媚接触到庄学本是在1986年，当时正在办《现代摄影》的她，在民族画报社查找资料时，偶然翻看到了庄学本的《庄学本少数民族摄影选》，当时就对其印象深刻。不过，李媚并没有想到在《现代摄影》上刊发这些照片，直到2001年，她重新想起了这些照片。李媚回忆说，“翻开了民族画报资料室那一本本发黄的小册子，最震撼我的是他的肖像。”由于庄学本立志边区民族考察，一生坚持社会考察的摄影方式，他的图片也极为独特，李媚称之为具有“重要的艺术和人类学的双重价值”。

在李媚的游说下，《中国摄影》的编辑李波在李媚京郊的家中，也看到庄学本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这批照片，那一帧帧构图用光讲究、平和静穆，充满了尊严，焕发出强烈震撼力，李波为之惊叹不已，“60多年前，我们摄影史上就诞生了这样一位具有开创性的摄影家，而这位大师级的人物竟然被淡忘了”。《中国摄影》也迅速在2002年第三期，用8篇文章，45个页码，78幅图片的篇幅，刊发了庄学本的专题。尽管在当时可谓重磅推出，但是，李波觉得，这对庄学本而言，还是不够。

要全面地展示庄学本的艺术成就和人类学价值，办回顾展，在李媚看来，是最为合适的方式，广东美术馆的“庄学本特展”就是李媚游说的结果，“李媚向我推荐过几次，我在2005年首届连州摄影节上，也看到了庄学本的图像，很震撼。”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认为，庄学本是一位不应该忽略的摄影大家，他们要通过寻找这位被历史尘埃淹没的摄影师来“重现出历史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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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媚发现庄学本的过程，实际也是在化解她心中的疑虑。当她寻找中国在世界摄影史上的痕迹时，看到的是一串外国人的名字，李媚想知道，“五十年前的中国摄影家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我终于发现了庄学本!”庄学本的照片让她第一次看到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面貌，看到了人的丰富，看到了优雅、美丽和尊严，庄学本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

从庄文骏于1981年9月写的一份“庄学本传略”中，李媚得知，庄学本1909年出生于上海的郊区农村，在15岁的时候，在上海寻源学塾读了二年旧制中学，因交不起学费辍学，16岁在上海几家公司当实习生。决定他这一生的行为是：1930年春，“参加了由五个知识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从上海北上，口号是‘凭我两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庄学本一路进行社会考察，访问陶行知等文教界知名人士，到北京后因直奉战起而被迫返回。虽然这次行动因时局不稳，到了北京之后而未能如愿，但是行程中的见识和经历，对于他的影响却是根本性的。“那次步行团后，我们有理由想见，‘在路上’成为他的生活选择”。

果洛牧区的老人

“父亲在当时是抱着‘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梦想，和当时的青年人一样，他期望以自己的行动报效国家。”庄文骏这样解释父亲的“边区情结”，“1934年，父亲就带着当职员积攒的二、三百元和两个相机就上路了，仅初二学历的他，自学了摄影，在当时是一位极其活跃的摄影发烧友。”庄文骏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在家中发现了1928年刊行的摄影杂志，并盖有庄学本的印章，庄文骏断定，父亲西行前，至少已经有了六年的技术积累。

庄学本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和上海《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专使行署进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到成都后，因为专使不允而使入藏计划落空，后来，他请南京的朋友在蒙藏委员会办了一张去果洛的旅行护照，证件上用了“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边地富于冒险而神秘的想象，对于一个城市青年的吸引力应该是巨大的。庄学本在他的《羌戎考察记》里写到：“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而‘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坐标，并不是空喊口号，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

李媚在翻看庄学本的照片时也发现，“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们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表现出自己的?”

“父亲为人憨厚，待人诚恳，并不难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据庄文骏介绍，“当时人们对拍照片根本没有兴致。父亲每拍摄了一个人，就在当天晚上冲洗出来，第二天再派人送到被摄者手中。这样一来二去，父亲与被摄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父亲免费拍照并赠送照片的消息在当地也传开了，人们的兴趣也变大了。慢慢的，一天上百个人的来找父亲给自己拍照。白天摄影，晚上就在桌子下面围成的‘土暗房’里冲洗，并认真地逐张书写说明文字。”为了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庄学本买了帐篷跟藏民住在一起。1934年9月在西藏俄洛，土司夫人那贞汪姆专门为他搭了一个红帐篷，给他做暗房，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待遇，当地人都来看，挤满帐内，伸手不见五指也不肯离去。庄学本为给他们照相“几乎应接不暇。但我不能推辞，直到把百余张底片照完为止。”

在彝区昭觉城内，他则带了一台留声机，“夷人初听唱片，以为机中有鬼，因此天天有数百人进城参观，看了惊奇赞叹，我也就有充分的机会和他们照相或访问。彼此渐渐厮混熟了。”

庄学本的摄影考察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那些“白地”(地图没有之地)，他的目光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到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形态，当他拍摄一个人的肖像时，他会同时拍摄正面、侧面、背面，显然，他是对一个民族从人种到服饰进行记录。“庄学本的照片一扫以往西方摄影师对东方人的呆板和漠然形象，人物生动，笑容满面，画面充满动感”。

作家阿来在2007年出版的《羌戎考察记》一书序言中也感叹，“对我而言，庄学本先生留下的文字，生动地描述了我故乡的过去，我是在一本书中游历故乡”。

庄文骏介绍说，“从1934年至1944年这10年间，父亲用镜头‘探测’了四川果洛草原等少数民族地区，拍下了5000多幅西部少数民族风情老照片。这些照片形象地反映了60多年前当地的民族风情、风光、独特的社会结构。”《良友》画报在1940年9月号就推出了由特邀记者庄学本拍摄和撰写的“新西康专号”。《良友》画报的稿酬成为支撑家用的主要经济来源，遗憾的是，有着庄学本作品的《良友》画报图片库的几万图片却不知遗落何处。

庄学本在当时已积累了一定的名气，国民党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聘用了庄学本为摄影师，受中央研究院和中山文化教育馆委托，庄学本进行少数民族体质测量、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标本。而在此期间，庄学本在1938-1941年期间考察了西康的藏、彝、苗、僳、纳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于1941年举办了“西康影展”，以真实的形象介绍了西康的山川、地理、民族、物产，吸引观众二十万余人次，其中有国民党高官如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据庄学本在《筹办西康影展经过》一文记载，“总计影展材料的搜集占23县，费时3年。举行影展的都市3个(重庆，成都，雅安)，会场8处，陈列9次，展览37天，观众约20万(重庆10万，成都10万，雅安8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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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影展被称之为“中国摄影史上不应遗忘的历史事件”，不过，对于到场人数到底是多少?20万的数字是否有夸大成分，庄文骏对此拿不定主意，以致不少文章中也出现了“参观人数是10万”的数据。庄文骏说，这是他的“有意而为”。“经历了文革，我习惯将数据往小里说。”不过，庄文骏在后来的资料中，证实了“20万”的数字是属实的，“在1941年2月到5月，重庆新民报、重庆大公报、成都中央日报、成都中国日报等十数家报刊杂志还报道了西康影展。”

庄文骏的谨慎是有原因的。1949年之后，庄学本继续拍摄的时间不到六年，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握起相机外出拍摄。1965年4月8日，身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庄学本和他的妻子被以“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自谋生计”的处分，被迫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浦东的老家。

“庄学本在单位谨慎入微，如履薄冰，除工作以外，与同志们的交往少了许多，即便如此，在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补课中，庄学本还是厄运难逃，遭到他一生中致命的一击”。据庄学本在民族画报的同事马鼐辉先生回忆，“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期，庄学本作为一只‘老虎’接受审查，查他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被指定为看守这只‘老虎’的人。我是看守‘老虎’的，‘老虎’却出资要我买些吃的东西，回来一起享用，我当时可以感到庄公在平静中显示着内心极大的忐忑。”

实际上，庄学本在1949年开始了明显的转变。李媚也注意到，庄学本尽管拍摄目标没有改变，他依然重点拍摄肖像照，还会利用在《民族画报》外出采访的机会，到各地开展考察，但是，他的拍摄的改变也非常明显，“他不再是完全个人的拍摄，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开始做选题，他的照片变得很阳光，高歌猛进，意气风发”。

庄文骏称，1949年后，父亲的拍摄非常注重新旧社会的对比，他是热情地讴歌新中国的成就。“庄学本在负责画集出版的领导工作期间，尽管比较繁忙，但他不忘进行摄影创作，多次到内蒙古、广西、四川、延边等地进行采访。”马鼐辉先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说，1962年，庄学本重访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报道了彝族人民生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他报道的主人公正是30年前他曾拍摄过的奴隶。这种强烈对比的报道，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党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马鼐辉是1951年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民委参事室画刊组，跟随画刊组组长庄学本学习摄影。在1950-1952年期间，庄学本随中央访问团到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和内蒙古、东北等民族地区，马鼐辉一同前行，“他背着用了十多年的禄来福莱克斯和蔡司伊康泰A型两部相机，忙碌于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各项活动中。他还常常在访问团活动的间隙，不辞辛苦，独自到少数民族村寨或蒙古包中拍摄少数民族生活照片。”

1953年，马鼐辉随庄学本赴刚刚建立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区采访，在当时延边交通不便，很多地方靠乘马车或步行才能到达。马鼐辉尽管比马学本年轻许多，但只要是步行，总是跟不上庄公那在康藏高原练就的一双腿。“他矫健而耐劳，为了一个镜头不畏山高路远，辗转跋涉直到拍得满意为止。白天采访完毕，夜晚他就利用抽屉、雨衣作‘暗房’冲洗胶卷，第二天一张张挑选，写说明，遇到重要题材觉得拍得不满意，他宁可再去设法补拍，从不草率。”

在庄文骏印象中，父亲的身体也是很健康硬朗，不过，在遣返原籍没多久，他就在上海浦东老家中风瘫痪，庄文骏说，回到老家后，父亲的心情很不舒畅，他每年在元旦和国庆社论发表后给周总理写信，不过信件并没有到达总理手中。庄学本写给周恩来的信，现存仅一封，写于1972年11月14日。在信中，庄学本称自己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太少，世界观需要努力改造。他提出了简单节约的“散放饲养”法和成群活捕的“猎网捕麝法”，希望使我国的麝香生产能够提高科技含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庄文骏说，父亲再也没机会碰相机，在文革期间，他将家中私有财产约六千元、祖遗产屋五间及历年摄影作品几千张悉数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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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学本一直希望能够办一次个展，至死都未能遂愿。《中国摄影》前主编袁毅平回忆，在1957年的第4期《中国摄影》上，还刊登过庄学本的4幅作品，并作了他的个展预告。马鼐辉也记得，1956年，在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社长萨空了的支持下，庄学本开始筹备个人的摄影展览，他经常在夜晚亲自放大照片，重新装裱了100多张作品，遗憾的是，因为时代原因，影展没能如愿进行。

“庄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拍摄了大量作品，后来他都一本本贴成照片册，用工整的楷体字书写说明和背景材料，底片也都编号插入腊纸口袋，这些珍贵的摄影作品，他很少拿出来炫耀。”马鼐辉是当时看过这些作品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一部分装有底片的腊纸口袋，也被庄文骏保存至今。直到2005年连州摄影节上，这批照片才被冲洗出来，并得以进行展出。

“父亲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拍摄的上万幅西部少数民族的影视作品、人文资料‘十年浩劫’中已损失过半，仅存部分现保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宫、民族画报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处。”庄文骏说，尽管他无法研究他的艺术价值，但他不希望作为商品买卖父亲的作品。“我欢迎学者来研究，这是我在替父亲回馈社会”，庄文骏先生在对外赠书时，会写上“代父赠书”的字样。

庄文骏说，他的原则是，父亲的图片绝对不挂到画廊里出售，“我在休斯敦办完展览后的前一个晚上，我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我给主办方留了书面的文字，我感谢他们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做巡回展览，为了表示感谢，我送给他们一张图片，但是，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愿意他进画廊作为商品出售。”在此期间，他回绝了所有上门的买家。

从庄学本在1965年彻底终止摄影时，李媚认为，整个庄学本的人生基本上就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庄学本的被遮蔽，最终原因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它对一位艺术家的掩埋能力是惊人的。”到底被遮蔽的摄影师是不是还有更多?李媚认为，目前尚未可知。

“庄学本的被发现，源于摄影界民间力量的复兴。”李媚说，也许中国摄影史也还有许多的空白。“中国摄影师经历了学习西方的阶段后，开始慢慢地认识中国摄影史的书写要有所推进，庄学本还是一个开始，有的需要重新认识，发掘新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