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一名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他下令组建了一个赛车俱乐部，并亲任俱乐部主席。佐尔格同样是个赛车迷，加入了该俱乐部。一次比赛中，他发挥出色，驾驶着那辆并不怎么样的赛车在赛程的最后一段超过了排在第一位的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气得脸都变了形。

佐尔格

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以德国记者身份为掩护，领导他的情报小组在中国搜集了大量情报，特别是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成为苏联判断德国和日本战略意图的重要参考。佐尔格还促成德国保存南京大屠杀证据，也曾叫嚷要干掉希特勒。

生于德国的苏联间谍

佐尔格1895年生于沙俄高加索巴库油田附近的一个小镇，母亲是俄国人，父亲是德国人。佐尔格的童年大半在柏林度过，生活富有安逸。当威廉二世1914年8月向俄国宣战时，19岁的佐尔格即报名参军。数月后负伤，回国治愈后再上前线。第二次受伤他在医院补完了高中课程。第三次受伤很严重，野战医院医生费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他的左腿，但从此微跛。他得到了二级红十字勋章。残疾和勋章成为他日后证实自己爱国以骗取德国情报的工具。

布尔什维克革命触动了22岁的佐尔格。1919年10月，刚刚获得政治学博士的佐尔格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24年，他被共产国际所接纳。

佐尔格的任务是收集情报。1926年妻子克利丝蒂亚那受不了这种生活离他而去。佐尔格持假护照去英国帮助组织矿工罢工，去斯堪的那维亚帮助建立共产党。

随着理论家布哈林在运动中倒台，佐尔格失去了他的一个重要保护人。贝尔森将军注意到了这个德国人，将他安排到前苏联秘密军警部。该部正在着手建立国外间谍网。佐尔格的任务是去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机遇。他学习密码书写、密码破译及其他间谍基础知识，获假名“拉姆齐”。

在一次去柏林的旅行中他赢得了两家出版杜的信任，在1930年作为记者前往上海。他在那呆了三年，提供了大量日本人准备侵华的顶级情报。苏共中央很满意遂派他前往日本。出发前他在莫斯科与他的日语教师卡佳结婚。

大记者佐尔格博士

据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2005年第3期发表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维克托·乌索夫撰写的文章记载，1930年1月10日，一艘日本客轮停靠在上海港，船上走下一名高个男子，约35岁左右，微跛。他文质彬彬，双目明亮清澈，其证件上写着：德国记者理查德德·佐尔格博士。

一周后，佐尔格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德国总领事科伦贝格男爵递交了德国外交部新闻司签发的介绍信。信中写道：“理查德德·佐尔格博士，家住柏林，现前往上海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问题。敬请协助佐尔格博士收集相关资料。”

“研究金融和农业问题?”科伦贝格先是皱着眉头嘟囔着，随即又似乎有所醒悟，心照不宣地冲佐尔格使了个眼色，“明白了……”他以为佐尔格肩负着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

“我们德国人应当互相帮助。我建议您想办法结识蒋介石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科伦贝格签发了多封介绍信，将佐尔格介绍给上海的德国商人以及其它国家驻上海的外交官。

佐尔格此次中国之行颇费了一些周折，经过了苏联红军总司令部4局(负责军事情报工作)的周密安排。他在莫斯科接受了任务后先前往德国，目的是获得记者身份并拿到推荐信。

佐尔格结识了蒋介石

佐尔格到中国不久便结识了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举办的招待宴会上，他认识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后来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又结识了军政部长何应钦。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还认识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名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他下令组建了一个赛车俱乐部，并亲任俱乐部主席。佐尔格同样是个赛车迷，加入了该俱乐部。一次比赛中，他发挥出色，驾驶着那辆并不怎么样的赛车在赛程的最后一段超过了排在第一位的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气得脸都变了形————从来都是他第一，谁敢超过总司令?!佐尔格一直保持半个车身的优势，只是快到终点时，他才克制了一下自己的好胜心，略微放松油门，让蒋介石率先冲过终点。赢得冠军的蒋介石显得宽容慈善，他下车后，径直走到佐尔格跟前，主动伸出手，请教佐尔格的尊姓大名，并且执意邀请他到自己的郊外官邸做客。

从此以后，蒋介石身边的将军们都爱跟佐尔格套近乎，见到他无不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用佐尔格的话说，如同“母鸡啄食……”

在中国的万里“采访”

1930年5月，佐尔格前往广州，并从那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的内地“采访”之行，足迹遍及南方多个省份，以及北京、天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为有关报社撰写多篇有关农业问题的文章。这些深入的报道在德国为他赢得了著名记者的好名声。

佐尔格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标出了他在中国的采访行程路线。到了年底，他大概算了一下，半年的行程距离大约有10000公里。

在“采访”之余，佐尔格凭借其资深记者的身份、与德国总领事和军事顾问的特殊关系以及与国民党高官的“交情”，深入到许多连中国的达官贵人(更不用说外国人了)都去不了的地方。每到一个大城市，他都积极打入当地的德国人社交圈子和上流社会，广结人脉，并在广州、天津等地招募情报人员，设立情报网点。他很快便通过莫斯科派往上海小组的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发回大量情报，内容涉及蒋系军队的真正实力、武器装备、军队部署，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国民政府和直奉系北洋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动向，美英法德日对华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利益纠葛、相互矛盾和实力对比。

佐尔格还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蒋介石围剿解放区的情况，其中一份较为详细的报告中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部和南部的300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蒋介石对苏区大张旗鼓的征讨接连失败。但国民党不打算放下武器，近期将对解放区展开新一轮征伐……”

1930年底，佐尔格根据近一年的对华调研，通过克劳森向莫斯科发回了一份报告，对中国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得出多条结论。不久，克劳森收到反馈，莫斯科对这份报告印象甚佳，建议佐尔格继续特别关注中日关系。

尾崎秀实与史沫特莱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

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一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

1930年底，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美国左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实时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信息和对时政的看法，会面的地点有时在史沫特莱的住所，有时在某个饭馆。虽然后来尾崎在日本成为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但在中国的几年里，尾崎并不知道佐尔格的特工身份。

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它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它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在佐尔格的特工生涯中，史沫特莱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她在拉姆齐情报小组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佐尔格和史沫特莱1928年都在莫斯科，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认识的。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在供词中写道：“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常常能帮上大忙，特别是她的那个卡片箱令佐尔格受益良多。卡片箱里收录了中国218名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的详细资料，从身高、体重、相貌特征到性格特点、身份背景及观点言论等等。在有关直系军阀张宗昌的资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个老婆和情人的内容。

从其它情报人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关系非常亲密，佐尔格曾不止一次试图帮助史沫特莱，并在给莫斯科的密函中对她大加赞扬。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并不包括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或许也并不完全清楚佐尔格的真实身份，但她被佐尔格小组列为“可靠人士”。从她那里，佐尔格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帮助，也许还有爱情……有趣的是，佐尔格的搭档、报务员克劳森对史沫特莱的评价却相当尖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相去甚远……她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虚荣心强的、自满自恋的女人。”

营救牛兰夫妇行动

三十年代初，南京政府逮捕并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轰动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佐尔格小组曾全力参与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1930年3月，牛兰重返上海，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经费筹措。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拥有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由于牛兰同时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因此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其发起人包括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以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通过驻上海的拉姆齐情报小组与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搭救牛兰夫妇。宋庆龄亲赴南京，数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书面担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并帮助妥善安置他们的儿子吉米。宋庆龄还就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亲自与蒋介石谈判。有报道说，宋庆龄曾提出以留苏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换回牛兰夫妇，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牛兰夫妇于1932年被判死刑，随后又减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底出狱，而后回到苏联。

佐尔格小组不但在共产国际与宋庆龄之间牵线搭桥，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直接参与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佐尔格曾建议用美元收买有关人员。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德国共产党员齐伯乐和布劳恩分别携带两万美元，从哈尔滨前往上海，将钱交给佐尔格，由佐尔格转交牛兰夫妇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此举发挥了作用。特工布劳恩回忆，牛兰夫妇之所以没有被执行死刑，正是由于莫斯科方面买通了陪审团成员。据记载，莫斯科为此案花掉的费用高达十万美元。

营救牛兰夫妇暴露身份

营救牛兰夫妇花去了佐尔格大量时间与精力，同时也使他“走了光”。佐尔格于1932年5月向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致电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不久，佐尔格在发给顶头上司、红军情报部门领导人别尔津的密电中说：“与律师和患者(指牛兰夫妇)的联系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别尔津在电文下面批示：“我们早该脱身了。”

国民党警察从1931年7月开始监视佐尔格在上海的住处。警方的监视报告称：佐尔格很少回家，回家后“常与朋友下棋，时常接到电话。接电话时非常小心，尽量不让别人听到”。

1932年10月10日，别尔津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齐身上聚拢。请指示，拉姆齐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

11月15日，拉姆齐小组来电：“拉姆齐已于11月12日从上海启程前往日本，21日将抵达海参崴。”佐尔格回到苏联后不久，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前往日本。

保留南京大屠杀证据

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佐尔格曾短暂回到中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半个中国燃起熊熊战火。当年年底，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30余万军民惨遭日军杀害。12月29日，已回到日本的佐尔格再次从东京出差上海，他获准搭乘日本大本营陆军情报局岛赖大佐的专机飞往南京，去德国大使馆办理公务。在飞机上，佐尔格看见浩劫后的南京几成地狱，长江上漂浮着成千上万具被害者的尸体，汹涌江水为之染赤。

出于义愤，佐尔格多次上街制止日军的暴行。在南京，佐尔格住在德国大使馆内，正是在他的鼓动和引导下，三秘克劳森、签证科长汉斯等具有人道情怀的德国外交官将日军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活埋中国市民、军人的资料放进外交邮袋，设法送回德国外交部。希特勒下令将资料严格保密，并指示外长里宾特洛甫照会日本政府，必须注意日军在南京无休止的暴行可能在国际上产生的负面影响。

佐尔格本可免于一死?

佐尔格在只身前往日本的时候，没有外交保护也没有任何支持。1934年初的日本军队独揽大权，局势一触即发，所有外国人都被视作潜在的肇事者。日本人对间谍防范更严，在如此条件下建立谍报网谈何容易。

但佐尔格做到了。他的好朋友奥特从联络官、武官升职为驻日大使，他由此得到了德国使馆的特别信任。此外，还争取到了在上海结识的日本记者、政府内幕知情者尾崎。

1934年秋，佐尔格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该党在东京举行的活动中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传播革命火种的技巧”的报告。

佐尔格虽不修边幅，却才智过人，风度翩翩，女人爱慕，男人羡叹。他常常在夜总会与人交谈狂饮达旦，他学习日语，成为东道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行家。

奥特难以抵挡佐尔格博士的友谊，他把使馆的军事密码都告诉了他。甚至连佐尔格与自己妻子关系暧昧他也未放弃他们的友谊。

“拉姆齐”谍报网成绩斐然，但却未得到苏共中央的足够重视。佐尔格有时恨不得收回谍报。1936年，该谍报网揭露了德日协定补充协定的秘密，莫斯科将间接受到军事威胁，因而，此情报意义重大。1938年，他们又发现了叛逃俄国将军柳什科夫向德国人所泄露的红军机密，从而使苏军赢得了一场重大战役。1941年6月1日，佐尔格又有重大情报发往莫斯科，德国人将于6月15日开始对苏联的突然袭击，这是几周来他的第二次警告，报喜不报忧的斯大林的情报员却压住了这重大情报。

佐尔格在1941年9月初正确预言：日本准备袭击物产丰富的东南亚而不是西伯利亚。这次他的情报得到重视，他的多份电报上留下了斯大林的亲笔批语。可惜不是佐尔格的所有情报都能及时到达莫斯科。

失望及放荡的生活作风使“拉姆齐”失去了理智。他告诉情人花子停止欧洲所有战争是他的任务。他对其德国女友大叫“如果有人干掉希特勒，那就是我!理查德·佐尔格。”他在大街上殴打日本警察，好像要迫不及待地暴露自己。直到1941年10月18日，特高课偶然发现了谍报网痕迹而逮捕了他，佐尔格才恢复了平静。

在监狱，佐尔格讲述了自己的毕生事业，审讯人员对他钦佩不已。他一直保持平静友好，甚至对带他走向绞架的日本人说：“谢谢你!”然而，在最后时刻，他仍表示坚信共产主义。日本人无法诱使他对斯大林进行批评诽谤。1944年11月7日，佐尔格被绞死，时年49岁。

近期，有俄罗斯解密档案披露：佐尔格被捕时，其间谍身份已暴露。日本欲将他作为政治筹码，与苏联交换几个日本间谍。但斯大林出于种种考虑，公开否认佐尔格的间谍身份，于是失望的日方将佐尔格杀害。